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叶帆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体现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传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了近百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有改动）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庞朴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另一位学者声言，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

忧乐这两种精神，有时分别统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如西汉的雄浑与魏晋的清远。有时又常常分别代表着不同人士的神韵情采，如杜甫的沉郁与李白的飘逸。甚至同一个人，在一个时期里会意气风发，受“忧”的精神鼓舞，“猛志固常在”；到另一个时期里又超然物外，本“乐”的精神为怀，“悠然见南山”。以上种种忧乐杂陈的状况，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完整的性格，相反它们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的理想地结合，便构成了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入浅出的，大概要推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第一句“发愤忘食”是忧，第二句“乐以忘忧”是乐，第三句有从忘食忘忧而到达忘我的意思，便又无忧无乐可言，世界同一而无特定情感了。

    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因为他能以天下为己任；称伯夷为“圣之清者”，因为他洁身自好；称柳下惠为“圣之和者”，因为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三人都不及孔子集三人之大成，成为“圣之时者”。所谓“时”，是进退、出处、远近、迟速，都能因其所宜而为之，这是统摄忧乐而又超越忧乐的境界。

    在庄子谈到人格类型时，我们也看到了任、清、和、时的影子。在《应帝王》篇中，有一位壶子，能显四种相，其一是“地文”，相当于孟子的“圣之清”；其次是“天壤”，相当于“圣之任”；再次是“太冲莫胜”，相当于“圣之和”；最后也是最高的相叫“未始出吾宗”，相当于“圣之时”。

    佛学有所谓四门诀——无门、有门、亦有亦无门、非有非无门，与孟子的四圣、庄子的四相，完全是一个套路。这一切又都可以化约为忧和乐，归之于忧乐的圆融。

    圆融既被推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人格的最高境界，恰好成了检验他们的学说能否贯彻到底和考验他们的人格能否臻于至上的试金之石。所以，他们走了“仇必和而解”的光明大道，互相圆融起来建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圆融也成为一种优势，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变化是不大的。时至今日，它正迎接着新的挑战。

    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

（选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钟声”意象

    中国古人写“钟声”的诗句很多，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杜甫的“晨钟云外湿”、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等。在这些诗句中，“钟声”以其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构成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饶有兴味的审美意象。

    钟声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的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黑格尔说：“塔楼上的钟塔是专门为宗教仪式而设的，这种依稀隐约的庄严的声响，能感发人的心灵深处……”在欧洲，钟声所传达的缥缈、崇高、严静的宗教意味，是自始至终贯穿下来的。

    在中国，有关记载中，钟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宗教仪式中的钟声，这种宗教音乐带给人的心理感受是恐惧、松弛和宗教性迷醉。另一类是与古代庆典活动相关的钟声，多用来助兴，表达一种阔大、热烈的气氛，如《诗经·关雎》中的“钟鼓乐之”。后来这类钟声又演变成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信号，如王勃《滕王阁序》的“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后一层意义的钟声，逐渐具有了较丰富的审美属性。

    但这些都还不全是古典诗学中那种发人深省、令人超升、使人有所领悟的“钟声”意象。它的生成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钟声昭示着时间。

    无论中西，钟声都与时间有特殊的关系，或者说，钟声常给时间一种特殊的内涵。在西方基督教的生命观里，钟声能提醒人类生命的短暂和上帝的永恒，这就是西方哲学家所感悟的钟声所暗示的“精神时间”。在中国古代，钟声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成分。

    在中国文化里，钟鸣常与桑榆之年等特定意象连用，表达对时光消逝的感觉和对生命的领悟。尤其在佛教东渡，带给中国传统思想以“空”的观念后，寺院的钟声被赋予了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从而逐渐变成人们反省、忏悔、探视内心和领悟生存的象征。钟声作为一种信号，它展示出生命在时光中消耗、磨损的程度，从心灵深处提醒人们：夕阳西下或早晨到来，旧的结束或新的开始，以及“我们向何处去”或“何处是归程”等。钟声又常与年华已逝、风尘碌碌的惆怅心情联系在一起，其缥缈而又严静的音律也最易把精疲力竭的生灵，引入宗教的虚幻精神境界。

    在西方，对“钟声”意象最为关注和凝神思考的当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晚年一直思考用“诗”去追寻在现代社会中“隐去”的上帝。他认为，对诗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蕴含）“精神能量”。这蕴含的精神能量，被他比喻为“沉寂的钟声”。中国人真正悟出这“沉寂的钟声”的悠长意味的，则应首推唐代诗佛王维。他的《过香积寺》诗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谷口疏钟动，渔樵唯觉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些可以说是古典诗学中“钟声”意象的最佳表现。它充满了一种真正经心灵领悟、体验到的佛教所说的“空寂”，具有那种令人大悟的“精神能量”和很高的审美价值。与海德格尔“沉寂的钟声”不同的是，它不是召唤人们皈依上帝，而是皈依佛家宣扬的空寂的世界本原。在古典诗学中还有一种召唤，它不是召唤人们走向“空寂”，而是召唤人们回归自然，如唐人于良史云：“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钟声借助它积淀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宗教情感，往往能一举将人从现实世界引入虚幻王国。这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困顿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如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钟声”已部分失去佛教内容，而成为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象。

苏童与王宏图关于南方精神的对话

    王宏图：你曾写过谈论南方精神的文章，能否详细谈谈。

    苏童：在每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眼里，他们的南方都是不同的。我所叙述的南方非常杂乱，也非常具体，这恰好是我能做的，也是我认为贴切的表达，我没法赋予它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性的概念。

    我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落笔，它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街。我凝望着这条街时，想起了许多往事，那全是些日常生活的镜头，说不上有多少美，但里面透出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条小街的日常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像一只老式的钟，走得很慢，但镇定自若，它与大都市中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宏图：从大处着眼，你对南方有些什么看法？

    苏童：要想用几句话勾勒出南方的整体特征非常难。在南方，语言都不太能交流。比如在我从小生活的苏州，翻过一座山，过一条河，人们说的话就互不相同。我觉得，南方的杂乱无章也并不全是坏事，假如从文学汲取营养这方面着眼，它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就可以演变成非常丰富的素材。那些素材之所以丰富正是因为南方杂乱。但是，从小生长在此的作家，会觉得没有几条线索可以轻易表达他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因而对自己写好地域的信心不大。

    也因为南方人多，地域广阔，思想纷杂，工业基础发达，人的精神面目就不是清澈见底的了。南方从来没有一个正统观念，就像两个家庭主妇吵架，她们每次吵架的主题都不是相同的。比如苏州人吵架，总是横生枝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结果很杂乱。

    王宏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消费观念也大不一样。

    苏童：南方人想法多，点子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的生存环境有关。在南方，人口密集，导致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生存环境，这样就势必促使他们在脑子里、肚子里做文章，尽可能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南方人的精神世界的线条难以勾画，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南方的塑造是成功的。从社会学维度来看，南方人的精神气质是积极向上的。南方人的脑子活络，他们特有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他们对环境特殊的反应方式，他们必定要永远和人打交道，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这培养了智慧和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完全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南方城市里的小巷曲曲折折，一眼根本望不到底，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么多的人都要生存，那么多的人在有限的地方都在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所以平直的巷子在那么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变得弯曲起来。

    另外南方的精神同北方是有差别的，南方没有发生过集体大迁徙，南方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故土，作为生活的必由之路。比如说皖南人在20世纪前半叶所过的漂泊生活，漂泊已经成为他们某个阶段的生活定式。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南方精神。他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故土，可以不断发展，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皖南人一直在漂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是自觉地寻求发展和生存。我想正因为这样南方人的思维比较适合现代工业社会。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创造佳绩的领域越来越多。在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被国际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石墨烯表界面效应研究上的突破，为解决能源转化与存储、污染物高效治理等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科技创新再创佳绩，经验很值得总结。

    中国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从而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对一些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项目，实施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组织全社会力量来推动。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中国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扫除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摘编自潘旭涛《中国科技创新何以屡获佳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上半年中国专利数据统计分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年8月7日）

材料三：

    具体到红蓝实兵对抗演练来说，部队战斗力要想有质的飞跃，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相比较而言，科技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项漫长而又艰苦的事业。科技创新从来都是“寂寞的长跑”，成果往往不能立竿见影；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大，“产出”有可能是“入不敷出”的；创新没有先例可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风险……

    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注定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紧贴实战，紧贴部队需求，紧贴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努力寻找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尽快把创新成果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推动红藍实兵对抗演练向更高层次发展。

（摘编自尔天《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解放军报》2019年1月10日）

材料四：

    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一大亮点是大幅上调奖金标准、调整奖金结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之初的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度也同步提高50%。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近20年，这次是首次调整奖金额度和结构，这说明国家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个人贡献。此次允许奖金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既是对获奖者的尊重，也有利于奖金发挥更大作用，更表明了国家提升科技实力的决心。

    当然，我们从以上种种变化与进步中感受国家创新能力、科技实力的同时，还要意识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视不足，积极改进。正如有媒体报道所说：“仍需弥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例较低、重大原始创新理论成果不足等差距。”

（摘编自张海英《最高科技奖上调奖金传递的信号》，《工人日报》2019年1月10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人正面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然而古籍汗牛充栋，应该从何入手呢？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

    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描绘生动的历史画卷。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时代动荡引起词坛风气的巨大变化，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