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熊出没·原始时代》等多部影片同场竞技，将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推升至58.4亿元的高度，观影人次达1.3亿，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仅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就高达14.43亿元。

被誉为大陆首部“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改编自“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在遥远的未来，太阳急速膨胀将要吞噬地球，人类为自救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带地球到太阳系外寻找新家园的故事。春节档期叫好又叫座，短短5天，票房逾14亿元。这部电影以其大胆想象和充满中国特色的叙事手法，为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独特视角，让世界感受到了“充满未来感”的中国带来的感染力。《流浪地球》一上映在豆瓣网拿下8.4的高分，影院排片率从第四逆袭到第一，猫眼专业版对《流浪地球》的票房预测是人民币53.34亿元。

（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

材料二：

    国内票房突破40亿，电影《流浪地球》“黑马式”突围让市场预言：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

    中国科幻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培养出刘慈欣等科幻名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晋康更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的扛鼎者。往前追溯20年，中国科幻文学因缺乏好作品，一直不被外界熟知，最顶尖的作品在国外最多也只有几千本销量。因此当刘戀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并在海外热销时，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转折点。

    而《三体》同样令中国迅速进入科幻电影时代。王晋康、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版权被诸多投资方争抢。但王晋康却认为，这把火似乎烧得有点虛热：“《流浪地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作为一部硬核科幻的不完美。无论是祖孙三代矛盾逻辑的不流畅、剧本上的科学硬伤，还是演技上的不足，目前想打动外国人，还是有一定困难。”

    王晋康认同中国科幻电影已走入元年，但在他看来，这其实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即便《流浪地球》失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最迟也只再延迟五年。而《流浪地球》的成功更多的是让资本更早地涌入，科幻作家有了培育的土壤，即便后续跟风的科幻电影失败，也不会让中国科幻热再次断流。“中国与美国科幻电影之间，是工业化的差距。美国领先中国不止十年。科幻电影烧钱，同样需要烧时间。”而谈及何时中国科幻电影可以与美国并称“双雄”，王晋康坦言，是早晚的事，但保守估计仍需十年。

（摘编自《新京报》《王晋康：美国科幻片领先中国不止十年》）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流浪地球》表面上描绘末世的凄凉景象，骨子里却含着积极的正能量。影片传播了“命运共同体”、集体主义精神等中国特色价值观，这与美国科幻片标榜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大制作科幻电影中的一部，这类电影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投资上，都是中国大多数制作人目前还无法企及的。《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人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

    《人民日报》刊文称，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还有一些差距。我们要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捧杀也不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在航天科技硬实力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体现我国软实力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隆重上映，让戏内情景与戏外现实交相辉映。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国家不断培育电影新的人才、技术、市场等力量所产生的令人欣喜的成果。如此视觉奇观式的庞大制作凸显了这些年我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中国有尚古的文化传统，在影视创作中，历史剧、古装剧，都一直是很有影响的题材，即便不少幻想类、穿越类的作品，也往往向过去穿越，向古代穿越，总是缺少一些面向未来，基于科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而《流浪地球》突破了中国电影的时空观，展现了想象和创新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固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部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期）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佑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期）

材料一：

    中国航天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航天科技对经济的拉动已显现。中国正积极建设一张全国地基网，让中国用户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导航服务。随着一年来18颗北斗三号卫星顺利上天，北斗全球系统已现雏形，其应用已到快速发展期，未来将形成庞大产业链。

    美国宇航局局长在纪念宇航局成立50周年的演讲中说，“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技术创新将成为“太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所谓“太空经济”，是指包括各种太空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形成的相关产业，也包括太空旅游以及发展中的太空后勤服务，后者可以使商业性的太空旅游成为一个可盈利的商业形态。太空经济规模在50多年时间里增长了上千倍，是迄今为止增长最快的经济形态之一。

（摘编自《凝聚中国航天智慧，北斗拉动经济发展》，2018年12月19日）

材料二：

    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发现，自2000年来，太空领域的投入活动有3/4来自于最近5年。仅2015年一年，就有超过50家风险投资选择投资太空领域，使得2015年的空间风投金额甚至远超之前15年之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全球共进行了114次航天发射，开创近30年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计划，还有不断成长的民营航天企业。

    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加入新一轮的太空竞赛中。近几年军民融合政策的落地，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加入到太空经济发展的队伍里，使得国内太空领域的科技力量加速发展。在国有航天民营化、商业化、常态化的同时，国家未来也会向航天应用大众化发展。当未来航天应用大众化发展后，将会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例如太空旅游业，就是为航天应用大众化而开发的项目。

（摘编自中国财经网《万亿蓝海待发掘，“太空经济”将成新风口》，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三：

    我国多地正在挖掘自身比较优势，瞄准“太空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这是吉林、海南、四川、湖北等地近来传递出来的新信号。

    近年来，吉林省借助中国科学院的航空航天科研力量和成果，面向太空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今年吉林装备制造业的重点是推动“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组网，积极参与国家低轨互联网星座建设，大力发展卫星及航天信息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抓好进取空间探空“小型运载火箭”项目。该项目采取整体规划、分期建设的形式，目前，正在长春新区进行总装联调测试和办公条件建设，并拟在吉林境内规划建设发动机总装车间。

    除了吉林外，越来越多的省份也开始瞄准航空航天产业，努力挖掘自身潜力，争先恐后抓住面向太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机遇。海南省提出，推动文昌国际航天城相关规划编制实施，加快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而拥有众多航天科技研发力量的北京市则提出，争取深空探测等重点任务和项目在京落地。

    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迅速，商业航天前景广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航空航天等领域拥有比较优势，发展潜力很大。

（摘编自张建《瞄推“太空经济”：中国多地确立面向太空发展航天产业》，2019年2月）

    材料一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地球计划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而使自己加速飞出太阳系“流浪”的故事。当地球接近木星时，木星引力激增，地球与木星相撞，危机出现，最终人类为了希望而奋力化解危机。该片在叙述地球流浪的过程中，注意刻画同一家族中三代人即老韩、刘培强、刘启之间的认同关系，突出了中国式家族认同传统的当代魅力。可以说，《流浪地球》称得上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为世界科幻电影宝库奉献出中国电影人的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建树。此外，与国际一流电影科技水准相对接的制作水平，极大地促成了《流浪地球》创造的科幻奇观。在电影院里，超强的视听感受让观众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科技水平的巨大提升，这反映出在近年来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工业化水准都跃上了新台阶，昭示着中国电影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一川《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

    材料二

    2015—2019年贺岁片票房变化及影片占比统计图

    （资料来源于猫眼电影）

    材料三

    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认为，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此论引发了《流浪地球》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共鸣。在刘慈欣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2016年，郭帆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郭帆这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内核或许和中国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摘编自吴见如《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电影<流浪地球>怎样从无到有》）

    材料四

    电影《流浪地球》火了，一同带火的还有它的原著。电影上映之后，原著在大众中的阅读量或曝光度几乎可以与此前20年的总和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丰富库存期待着更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去重新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好作品也需要用新的手段方式予以发掘传播，惠及大众。信息技术、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巨变，让文学与大众的互动方式也迥异从前。例如，经由影视改编走近文学原著，文学与影像“共同阅读”，就成为当下人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特征。发现好作品的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导演、剧作家、艺术家甚至一位网游设计者，都有可能带着新的眼光进入，以更贴合时代的多元手段进行表达传播。

（摘编自丛治辰《期待更多好作品“被发现”》）

横渠四句

冯友兰

    张载的四句话，我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无论如何，从一般人的观点看，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很费解。其实，并不费解。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他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自从人类登上月球，它的山河大地被了解，被赏识。万古的月球，好像开了一盏明灯，这就不是“长如夜”了。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情况，也是如此。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

    第二句是“为生民立命”。“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助他决定。祈祷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

    第三、四句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儒家称为“圣人”。儒家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哲学王”。儒家也认为，有圣人之德者，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这就是所谓“圣王”。《庄子·天下》认为，最高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个传统的说法欺骗人民。照他们的解释，不是圣人最宜于为王，而是为王者必定是圣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关统治者的事都称为“圣”。皇帝的名字称为“圣讳”，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甚至于皇帝的身体也称为“圣躬”。

    欺骗终究是欺骗，没有人信以为真。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孟子起，就把政治分为两种：一种名为“王”，一种名为“霸”。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这些都是霸。至于以德服人的，则还没有。宋明以来，道学和反道学的“王霸之辨”，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此。 

    照我的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的传统认为最宜于为王的人是圣人，因为有圣人之德的人是大公无私的。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大公无私，只有最高精神境界的人才能如此。所以，只有圣人才最宜于为王。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真正意义。

【注释】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虛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