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数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厘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2016年7月5日《光明日报》）

    ①中国艺术追求的静寒境界，宁静而渊澄，有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美，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追求有关。世界永远充满着龌龊与清洁的角逐，而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追求。

    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宁静本身就是道，就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主要面目。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等，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如北宋画家王晋卿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宁静幽寒之极。

    ③中国画家酷爱静寒之境，是因为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境。画之静是画家静观默照的结果，也是画家高旷怀抱的写照。画家在静寒之中陶冶心灵，以静寒来表现自己与尘世的距离，同时通过静寒来表达对宇宙的独特理解。

    ④中国艺术的静寒之境，绝不是追求空虚和死寂，而是要在静寒氛围中展现生命的跃迁。以静观动，动静相宜，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通则，它一般是在静寒中表现生趣，静寒为盎然的生机跃动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嘉自题《仿倪元镇山水》：“高天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玄亭，孤云乱山影。”在静寂冷寒的天地中，空亭孑立，似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然而，你看那孤云舒卷，轻烟缥缈，青山浮荡，孤亭影乱，这不又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吗！彻骨的冷寒、逼人的死寂，在这动静转换中全然荡去。

    ⑤静与空是相联系的。静作用于听觉，空作用于视觉，听觉的静能推荡视觉的空，而视觉的空也能加重静的气氛。在中国画中，空绝非别无一物，往往与静相融合，形成宁静空茫的境界。因此，静之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之寒。中国艺术热衷于创造“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拒斥俗世的欲望，不介入社会的复杂文化活动，尽量保持“自然的纯粹性”，即以山水面貌的原样呈现，不去割裂自然的原有联系。空山无人，任物兴现，山水林泉都加入到自然的生命合唱中去。

(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黎明前的故事 (节选)

茹志鹃

小小还是照常爬到爸爸的阁楼上。阁楼上很黑，小小独个儿坐在爸爸的床上。往常这个时候是最热闹的，晚饭吃过了，大家都在家里，爸爸讲故事，妈妈检查功课，小小和姐姐吵嘴……都在这一刻。小小怔怔地看着楼梯口，心想爸爸也许会突然走上来，轻轻地叫道：“小小，吃晚饭了……”

半夜里，米米给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吵醒了，打开电灯一看，门外进来的还是那些特务，可是他们后面……后面是谁？ 爸爸！ 米米弄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在梦里。 “爸爸！ 爸爸回来了？ ”小小也坐起来喃喃着。米米赤着脚站在地上，看他们把爸爸拉上了阁楼，关上了楼门。小小起来，靠到姐姐身边站着，两个人仰着头，呆呆地望着楼上，只听楼上乱了一阵，就没动静了。一会儿，那个非常熟悉的很轻很轻的声音就嗒嗒地响了起来。

小小一听这声音，猛地想起一件事来。曾经有一次，小小夜里醒来，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妈妈想了想，就倚在床上，沉静地说道：“小小，这是一只奇怪的鸟，在给好人唱歌，它唱的歌从来不肯给坏人听到。它从晚上唱到天亮，唱得嘴里流血了，它还是唱； 没有力气了，它还要唱。”“啪嗒”一声，那个轻微的嗒嗒声停止了，接着就听见爸爸轻快地说道：“对不起，我收不到。”

“啪！ 啪！ ”两声，好像是动手打了，接着又是“哗啦”一声，似乎所有的枪都顶上了子弹。有人轻轻地问道：“你收不收？ ”米米一把紧抱住弟弟，屏住了气，四周的空气也似乎凝固了。静止了一会儿，爸爸又说话了，声音还是那么轻快：“我不想收了，收也是白收，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米米和小小都深深地换了一口气。米米更紧地抱住了弟弟，但弟弟却在想：奇异的鸟不肯给坏人唱歌，妈妈讲过的，它只唱给好人听的……阁楼的门开了，那些人押着爸爸下来了。爸爸胡子很长，脸也变得黑了，他微微笑着，两排牙齿显得又白又亮。他的腿好像跛得很厉害，走路简直像是在用一条腿跳。那些人推着他走，爸爸只来得及回头向米米和小小笑了笑说道：“不要哭，爸爸不会死的……”话没说完，就跌跌撞撞地被推出了门。

每夜，每夜，上海的四郊——江湾、虹桥、青浦……响着枪声，多少孩子的父母兄姊，在这里成批成批地倒下。这些祖国优秀的儿女，在这黎明即将到来那一刻，或引吭高歌，或默默地走完这条人生最艰苦最光荣的最后路程。

现在，米米和小小每天早上起来，就听听炮声是不是近了一点。然后就到“卫戍司令部”门口去站一会儿。爸爸、妈妈就关在这里，米米、小小每天去，去了就在门外站一会儿。这一次，他们却意外地被接见了。这里面还有一排铁栅，中间隔出一条五六尺阔的巷子，有人拿着枪在这巷子里踱来踱去。米米和小小把脸紧紧地嵌在铁栅空当间，紧张地注视着里面。一会儿，妈妈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孩子，这些日子你们是怎么过的？ ……”妈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们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说， “小小要听姐姐的话，米米要照顾好弟弟，以后……日子马上就会好过了……不要忘记你们的爸爸……”妈妈话还没有说完，接见的时间就完了，妈妈只来得及说，“把爸爸的被子要回去！”小小像个哑巴似的，跟了姐姐去拿了爸爸的被子。被子上染着大片黑紫紫的血迹。他不能想象爸爸是怎么了，爸爸说过，他不会死的，但为什么不要被子了呢？ ……

上海解放了，不过敌人还占据着部分地区。小小成天站在马路上，焦急地张望着，碰到解放军就上前问：“那边有没有解放？ ”那些解放军总是说：“快了，小朋友，快回家吧！路上有流弹。”

小小问到后来，实在急了，只得拦路抱住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拿着盒子枪的解放军问道：“叔叔，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放那边？ ”那个解放军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 “别着急，小朋友，那边会解放的。快回家，一会儿你妈妈该急了。”

“我妈妈就在那边，给反动派关着呢！ ”那解放军忽然愣住了，半晌，才用他粗糙的大手摸了摸小小的头发说：“那么你爸爸呢？ ”“不知道……大概还关在那里，或者就死了。”那解放军听了，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好像他头上的伤口突然痛起来似的，默默地站了一刻，就拍了拍小小的肩膀说： “不要慌，那边马上就解放，你爸爸、妈妈不会死的。”说完就急急地向前走去了。

第二天一早，小小照例跑到街上去，但一会儿，他又喘吁吁地跑回来叫道：“上海统统解放了，爸爸、妈妈要回家了！ ……”小小一把拖起姐姐，飞似的跑到弄堂口，好像爸爸、妈妈已等在弄堂口了。

“你看那边，我望这面。”米米决定后，就和弟弟背靠背地站着，向远处张望起来。

人行道旁的梧桐影子，斜长地一条条地横在地上，它不知不觉地移动着，渐渐地，树影都缩成一团团的了。“怎么还不来？ ……”小小数到五十，数到五百，没有妈妈的影子，也没有爸爸的影子。梧桐树影从一条条变成一团团，又从一团团拉成一条条的了。

米米心慌了，一忽儿掉头朝这儿，一忽儿掉头朝那边，向四面张皇地注视着，竭力把眼光望得远些。不久，她觉得街上走路的人都像妈妈、爸爸，但又都不是妈妈、爸爸。她觉得房子在一排一排地横倒下来，天旋地转，米米头晕了。

晚上，米米、小小都没有说话，胡阿姨送来的饭也没吃，就躺到床上去了。米米望着帐顶，半晌才轻轻地说道： “小小，明天我们到江湾去找吧！”小小唔了一声，就伏在枕头上不动了。

“米米！ 小小！ ”突然，妈妈头发蓬乱地站在房门口。

“妈妈回来了！ 爸爸呢？ ”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抱住他们，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