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行者知道，他现在是全宇宙中惟一的一个人了。他是在飞船越过冥王星时知道的，从这里看去，太阳是一个暗淡的星星……”6月7日上午，2018四川高考语文考试结束，阅读题中有一部分材料节选自刘慈欣的小说《微纪元》。对于自己的科幻小说进入高考试卷，凭借《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的作者刘慈欣首先感到很意外，“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挺吃惊的。我没想到，科幻小说竟然能进入高考试卷阅读题。毕竟，科幻文学在我国尚属于冷门，边缘文学地带。当然我很高兴，科幻小说能进入高考试卷的材料阅读分析题，对引发更多人关注科幻小说，对科幻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刘慈欣耐心给记者分析，“细想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未来感十足。这也必然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之前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教材，现在又有科幻小说进入了高考语文试题，这都是一些生动的体现。”

（摘编自中国数字科技馆百家号2018年6月8日消息）

材料二：国内科幻小说与国外主要差距

（表格中的百分数是参与调查的人数百分比。表格来源于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三：

    2011年11月，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选在成都揭晓，刘慈欣的《三体》获最佳长篇小说金奖。调查显示，有29.4%的读者是因为《三体》获奖，才认识了该书作者刘慈欣。科幻小说奖项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科幻作品的一种宣传和推广，曾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天意》，便卖出了15万册。在阅读情况方面，读者获取科幻读物的途径最多的是下载电子书阅读，比例占到样本总量的39%，而从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购买的读者比例分别为21%和20%。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科幻小说的出版前景不够理想，很少有出版社会出版科幻小说，出版科幻小说的出版社主要是重庆出版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关于科幻小说的信息了解渠道，科幻杂志是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由于科幻作品能单独出版的屈指可数，出版后印量偏低，因此杂志成为首选的科幻新作发表平台，包括《科幻世界》《科幻大王》《九州幻想》等杂志颇受读者欢迎。目前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作者群体仍然狭小，长期坚持科幻创作的只有几十人而已，有影响力的更是屈指可数。刘慈欣连续8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王晋康的获奖次数更是高达10次，这一方面是实力所致，一方面也证明在科幻小说领域竞争对手不多。从调查中可以看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和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最为受到读者青睐，且支持率超过其他作者一倍以上，可见近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作品或创作者仍未能够超越经典。《三体》的成功虽然带动了科幻文学的关注度和出版，但“后三体时代”能否有和《三体》一样高品质的新作出现至关重要。

（摘编自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四：

    如果从文学形式的完整程度来划分，科幻小说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分称为点子阶段、故事阶段和文学阶段。文学是人学，根本要旨是把人写好。在前两个阶段中，人物只是传声筒，把男的换成女的，老的换成年轻的，中国人换成外国人，作品照样成立。一直有作者问，写科幻时人文元素该占多少，科学元素该占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既然是科幻，就必须有科学元素；既然是文学，就必须有人文精神。在科幻创作中，它们不是对立关系，人文是主题，科学是题材，前者通过后者来展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的人文主题，你不用科学构思也能够展现，它就不是好科幻。反过来，科学题材也一定要展现人文精神，作品才能达到一定境界。总之，今后科幻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从科幻点子、科幻故事进化到科幻文学，在科学构思上生长出人文精神。

（摘编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郑军《科幻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材料一：

材料二：

11月底至12月中旬，以“丝路文化、人文湾区、魅力广州”为主题的2018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简称“广州文交会”）盛大举行，涉及演艺、影视、非遗、动漫、艺术品交易、文化版权、文化科技、文化体育等11个板块约100场活动精彩亮相。在文交会开幕式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一大批广州文化产业重点项目进行了签约。同时，中国（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创新孵化器暨空港文旅小镇、广州设计之都、融创文化旅游城等一批精品项目进行招商，备受业界关注。3日闭幕的第23届秋季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以7.75亿元交易额画上完美句号。仅非遗板块与文创产品交易额就将近1.7亿元。

文交会发布了《中国文创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7—2018）》，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文化核心领域创造的增加值为22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4.5%，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在国内六大文创产业聚集区中，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文创产业集聚区，其发展规模及创收能力均占据优势。报告分析，过去一年，包括小说、动漫、影视剧、游戏在内的一切娱乐形式正构筑起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圈；未来，文创内容数字化、生活美学化与创意常态化将成为文创产业发展新趋势。

（摘编自《既有岭南风格又有国际气派——2018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综述》）

材料三：

    广州漫画节与港澳动漫产业的合作，不仅发挥了港澳地区在动漫游戏展示、动漫人才培养、动漫产品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优势，还发挥了广州与深圳、香港的支撑和辐射作用，加强对区内其他城市文化产业的辐射带动，形成了资源互通、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综合性高端文化发展片区。同时，广州还在不断树立“最广州”文化品牌，发起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合唱节”“广府粤韵——粤港澳大湾区粤剧曲艺文化周”展演活动，打造流行音乐文化品牌、“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等等，不断加强三地文化交流与合作，树立文化品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易交流合作。本届文交会正集中为广州打造一个文化产业交易季并搭建平台，促进湾区文化交融。

（摘编自《“文交会”加深广州市民的文化获得感》）

材料四：

    按照规划，未来五年广州文化产业增加值要实现年均增长12%，到2035年成为全市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提升站位、打开思路，用产业思维来思考广州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将“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实现从“文化”到“文化产业”的跨越，不能单单只有文化现象、文化元素，而要聚集产业上下游链条。举例而言，粤剧本身是一门艺术，要形成粤剧产业，就要发展粤剧营销推广、剧院经营、人才教育、内容制作等多方面的产业链条。广州文交会要打造成一个综合性平台，提升广州文化产业影响力和辐射力。满足公众不断提升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也必须用好创新第一动力，切不可躺在过去的文化积淀中故步自封。文化产业是典型的人才、智力密集型产业。比如好菜坞电影，就是因为汇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导演、演员、剧作家、特效师等顶尖人才，才掌握了全球电影市场的话语权。当下，广州要发展文化产业，仍然离不开人才。

（摘编自《文交会搭建文化产业开放平台》）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不仅使古村落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要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要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已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既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①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而点不着，乃轻轻地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的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繚绕黯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

    ②这时才忆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肃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③秋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妖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笼之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摆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中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意味较和。倘是烧的得法，慢慢地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哔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④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有兴味。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

    ⑤人生在世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宏，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艳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材料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个性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缺乏对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比如，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说：“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象。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材料二：

人工智能写作或可以成势，这一方面源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智能软件作诗行文来满足内心的创作表现欲，随便给机器人小冰发一张图片，就能轻松地获取一首“平均水平”的诗文。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创作也更加依赖智能写作软件，在写作之前，有人会利用智能软件检索读者喜欢的题材，以及同类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综合性参考；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动写作软件来协助自己进行景物、人物外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刻画描写，其只需对一些现成的语段稍加修改或“一键引用”后就可拼凑成看起来描写细腻、合情合理的片段。不论智能机器能否独立创作文学作品，人机协作现象已经出现，固有的文学理论是否还适用于这些突破人类唯一创作主体的写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来展开对网络文学的评论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阐释无力、迟滞与空洞的现象。批评标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批评者习惯于以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把这一特殊标准人为拔高为普遍、永恒的真理，随后利用占据文化话语权的特殊位置，把这一评价标准套用于网络文学，最后常常得出网络文学是垃圾的结论。这样的批评明显忽略了网络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技术性、媒介性、空间性特征，既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而宏观地把握文学的发展生态。当我们用“情感”“想象力”“灵感”等人类主体领域的智能性来否定人工智能写作时，是不是也发生了批评标准的偏颇？当我们在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缺乏情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时，是不是也有些心虚？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创作的自我影射呢？

人类排斥人工智能文学，原因大都有两种：一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恐惧感，担心人类创作被取代；二是出于文学园地的守护，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的游戏性、娱乐性是对文学的亵渎。其实，人类能否持续创作取决于自身和读者，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冲突。诗人衣米一说：“即便有机器人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即便有上帝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记忆，机器人和上帝都不可能替我写出来。”如衣米一所言，当人类有创作的欲望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写作行为了，不会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存在而停止创作，否则就是创作动机的不够纯粹，或是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人类所创，还是人工智能所作，作品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就好。至于人类文学作品与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孰能赢得读者芳心，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对严肃神圣的精神世界充满神往、对严谨神秘的技术世界感到新奇，他们既需要灵魂的陶冶，也需要精神的放松。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为情而造文，人类因感知客观世界而有所触动，因触动而将内心通了的情感诉诸笔墨，再以情传人，感染读者。这份自然而发的“情感性”也恰是人类引以为傲并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因由之一。然而在文学日益消费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人类这种为文“自然”之情越来越罕见而可贵，各个层级的文学采风、报刊及网站的市场导向、名目繁多的关项设置等，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文学情感组织化、消费化了吗?

(摘编自雷成佳《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变革：挑战和反思》)

材料一：

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困绕着黄帝事迹是“种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持此观点的古史辩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录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宇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同时，古史将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这时侯，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量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甚后进入神活。这是历空与神语互渗的结果。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抗评古文拼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文”，而录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文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辩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咯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合文实成分，传说时往往合有史尖成分。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中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块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拉。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堆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然而，汉语文献固有的“传说”一词若要泽作英文，其译称则国语境差异而藏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用汉语“传说”来翻译legead时，也势必会陷入内涵难以“等价”转换的困境，这种窘况即翻译界所称的“不可通约性”。当徐氏成为史学界批评古史排派疑古候向的旗帜性人物时，学者们如呆不能站在中西文化碰捡的高度指出徐氏著作中的问题，便难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要同时解决“黄帝是人是神”的问题和神话学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关键就在于重新确定神话、传说和历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基本采用古史辨派学者处理神话、传说、历史这三个概念关系的方法，同时吸纳徐旭生对传说概念的处理，以上两个问题便有望初步得到解决。总之，近代史上的这场“黄帝人神之争”，无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存在多少瑕疵，我们都应该向这些在黑夜中摸索的前辈致以敬意。

(摘编自郭放《黑夜中的探索：近代学术史上的“黄帝人神之争”与中西文化碰撞》)

材料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神像、神树以及黄金制品等，考古人员测定出六个祭祀坑的残十四考古学年代数据均集中于距今3200—3000年间。这些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冲击。然而，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

长期以来，对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主张，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疑古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冲破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封建思想的罗网、提侣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自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但“古史辨派”早期代表人物胡适1921年提出“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对此，李学勤先生早已提出过批评，认为其“怀疑过度"，如此一来，“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建古史过程中，应在对考古学文化语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古代口头或书本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寻求可能存在的原初“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因为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文传说，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的。

事实上，自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般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芭，证明《交记》等文献记最的晚商史可为信史，也显示出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遣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古写”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木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朋”的朴素内活，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脱相互对应、进行比较。因此，我们赞同当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当中所主张的观点：“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质素”与“核心”，从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注】①属概念：亦称“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下位概念)相对，属概念包含种概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