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冲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把他们的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展现了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并且还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比。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₁₀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点沮丧。

（节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23日，入选本试卷时，有删改）

    社会传播过程中至少要求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做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就很快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了？”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这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令羲和四子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并发布讲话云：“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尚书·尧典》是中国古代关于时间体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从《尧典》的记载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年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这和今天的“三百六十五日加四分之一日”是非常接近的。《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西、南、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因为这里羲和四子所司掌的四方与四时，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时空结构框架，而且地方与时间同时为四子所分别司掌，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同构互换这一特殊性质。这一特质的展开，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文化特征。而《尧典》“钦若昊天，敬授民时”中所蕴含的“顺天”和“遵时”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顺应自然之发展，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深层内涵，是中国古代时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春种秋收，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人，在实践摸索中很早就拥有了顺应四季的自然变化从事生产劳动的智慧。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中国古人很快认识到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掌握了十二个月的月升月落规律，了解了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循环。可是用什么手段来表示它呢？

    中国人选择的是使用六十甲子。中国古代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的方式来标示时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由甲子到癸亥，天干配地支功产生出六十个搭配。以之纪年则每六十年完成一个循环，纪月则每五年一个循环，纪日则每六十天一个循环。所以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六十”与“五”都是非常重要的数字。《汉律》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汉书》也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如果追寻五日休沐这一规定的文化源头，应与纪时每五天六十甲子完成一个循环有直接关系。这与西方依据《圣经》开篇上帝七日创世纪而形成七日一周的划分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依据上帝耶和华创世纪的七日周期的划分方法偏重的是西方宗教与神话的背景，而以六十甲子纪时、每五日完成一个循环为依据的划分方法偏重的是中国古人对时间循环性质的客观认识，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别，经常就这样展现于很多细微但非常关键的细节之中。

    《世本》记载：“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典籍记载的容成与大桡皆黄帝之臣，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茫茫焉不可考也，但地下发掘出的甲骨文字可以证明，殷商时期的中国古人已经用干支来表示时间了。把天干地支配合起来形成六十个数字，非常适合于表示相对复杂的时间周期。时间和空间是历史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框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循环往复是时间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六十甲子的循环排列，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时间周而复始的特性。它是古代中国人时间文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时间生活影响很深。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材料一：

    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两季以来，难得的是同时收获了高收视率与好口碑。第一季首播时，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四位。今年播出的第二季借助央视这一强势平台，又占据了春节黄金档的十余天强势档期，收视率更是飙升。

    在微博上，不仅普通网友纷纷留言关注，一些知名“大V”也出言点评，《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点爆收视热点，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样的节目也应给电视人带来深思与启迪：我们不该将宝贵荧屏资源拱手让给那些粗俗无聊，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曝米花”节目，以博得些许廉价掌声，换取毫无意义的虚假收视。

    节目的火爆，带来的是各位参赛选手的人气高涨。勇夺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00后”高中女生武亦姝，她在节目中的淡定从容，“圈粉”无数，被网友们盛赞为“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而除了武亦妹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度挖掘的对象。像白茹云、王海军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另一方面也传递了温暖与感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网友们对节目的高评价，对参赛选手、嘉宾以及节目幕后的关注，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事实上，在今年《中国诗词大会》火爆荧屏之前，已经有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节目改变了以往文化宣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创新形式、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令传统文化获得了当代观众的认可。

    另外，节目还使得不少观众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更是树立一种文化自信。网友“美好好”表示，“期待全社会能由之激发起一种发自内心，出于真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崇”。网友“似水在流年”的体会则是，“全程看完，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意象里的中国，是诗词大会的中国，这背后是全体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和标识”。

（摘编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习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诗词大会》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文化供给端少有的“老少皆宜”。《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

（摘编自2017年02月08日《湖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出现的诗词，从《佛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时间跨越数千年，涵盖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到近现代整个中国诗歌史。竞赛题是央视请高校专家出的，题目所涉诗歌不是局限于唐诗宋词等中国诗词高峰期的作品，而是突出精品，选择普通观众熟悉的，日常吟诵得多的，能带来审美享受的主流作品。

（摘编自2017年02月09日《长江日报》）

材料四：

    近日，在央视一套、十套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下帷幕，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新一轮学习古典诗词的风尚。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8.5%的受访青年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阅读或学习古典诗词，70.0%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今天仍需培养古典诗词爱好，75.5%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应加强古典诗词方面的教育。

如何推动古典诗词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爱访青年的建议有：与流行文化对接，找到当代人更易接受的传播方式（58.0%）；在网络文化中植入古典诗词的成分，推动其普及（49，4%）；提倡全民鉴赏古典诗词，降低传统文化的学习门槛（31.1%）等。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