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

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

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推销伦敦

尚之

    如今，约翰逊俨然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明星市长之一，连印度贫民窟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有着一头不羁金发的英国人喜欢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出现一改伦敦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严肃、刻板面孔，变得柔和、亲切，魅力四射。

    他的“营销术”其实很简单：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伦敦。

“最好的市长”

    金秋十月，约翰逊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城市招商引资，与其他商贸团来访不同，相关新闻竟出现在娱乐版块。在北京大学的留学推介会上，他说：“聪明的 北大学子们，你们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女朋友是谁吗?他把初吻献给了谁?没错，是张秋，一个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接着，他侃侃而谈，这样浪漫而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伦敦。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仿佛一道清新爽口的开胃菜，一下子吊足了年轻学子的胃口。

    如果说“套近乎”是约翰逊这些年为推销伦敦而刻意练就的本领，那么他的“英式幽默”和“自我调侃”则是与生俱来的DNA，融化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让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大出风头，一跃而为“明星市长”。

    当英国队终于夺得第一枚金牌后，他激动不已，跑到维多利亚公园玩了一把高空滑索。可杯具的是，他被卡在半空长达5分钟之久，且正好悬挂在人流最密集之 处的上空。约翰逊被困空中的照片遭网上“PS大神”恶搞：堂堂伦敦市长被挂在泰坦尼克沉船上、伦敦塔桥的五环上、大本钟的时针上，被大白鲨攻击，被长颈鹿 叼走，遭小猫咪调戏……按理说，这种囧事搁在任何一位政客身上都会颜面尽失，可约翰逊却收获了意外“笑果”，集攒了大量人气，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赞他是 “最好的市长”。

“非典型”政客

    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约翰逊绝对是一个异类。

    2001年，他开始 涉足政界，虽然也算年轻有为，但总好似在别人的大戏里跑龙套。这也难怪，像他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人，以传统眼光判断，怎么也不适合搞政治。 2008年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是作为保守党内第六号人选出战，属于“备胎的备胎”。要不是前面几位纷纷出了状况，这个重任绝对落不到他肩上。为防“言多 必失”，保守党请来的澳大利亚选举战略大师林顿·克洛斯比刻意减少主流印刷媒体对他的采访，代之以简单随意的电台访谈。工党显然没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对 其凌乱的发型、风流往事、电视搞笑节目极尽嘲讽。约翰逊也不介意自己“傻冒”的定位，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有啥说啥。

    结果，哀兵必胜的“自损”战术将他的所有短板变成优势，“错位”的政治形象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一场本无悬念的竞选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约翰逊以多出对手百万票数当选伦敦市长。

    对于自己的“意外”胜出，他说：“我不能做到特别‘政治正确’，所以我选择反映我看到的生活真实。”卡梅伦说：“虽然我和他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明白，我是在做自己。”

下一站，首相?

    很多人认为，他将取代卡梅伦成为保守党党魁，甚至成为未来首相。著名金融家彼得·霍尔如此评价约翰逊：“如果英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他将是合适的领导者，因为他身上表现出自信、乐观，拥有和丘吉尔一样鼓舞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众的热切期望，约翰逊显得十分冷静，称自己成为首相的几率“好比飞盘削掉脑袋，或者在火星上遇见猫王”。看起来，他似乎对首相之位没有奢望，但 这并不代表他对仕途没有野心，正如昔日一位同事所言：“他和所有政治家或记者一样，既多愁善感，又野心勃勃，希望尽一切可能达到顶峰。”

    从小，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弟弟妹妹们比赛乒乓球、玩智力游戏时，总要争第一。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要当世界之王。”了解他的人都 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被他的卡通形象和搞怪性格遮掩了光芒。他乐于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只“细嚼慢咽的熊猫”，可实际上他是一匹河马，在水 面上打着呵欠，在水底下拼命划水，奋力追赶那些大型猛兽。

    去年访问美国时他曾对记者抱怨：“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之于欧洲大陆就像纽约之于美国，这是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新建一个机场。我想获得英国最高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确保新机场的落成。”

    停了一会儿，他忽然意识到好像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把那段话登出去。”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记傅雷

杨绛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有一次，几个客人在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翻译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本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译著有《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3日晨含冤自杀身亡。1979年4月，得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②（他人对傅雷的评价）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③“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傅雷家书》）

谢家麟：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吴月辉

    2016年2月20日上午8时12分，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的生命停止在这一刻，享年96岁。

    2012年，92岁高龄的谢家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被问及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哪件事最值得自豪时，谢家麟笑笑说：“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怕的闯劲，曾让年仅35岁的谢家麟名扬美国。那是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研制这台医用加速器时，还有斯坦福大学4名教授级的专家也接了同样的工作，作为对手，谢家麟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可供调遣的人员和资源上，与他们都不在一个量级。因为是医用，这台加速器的要求格外高。“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无例可循。但我觉得这是独当一面、锻炼自己的绝好机会，因此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回国后，他又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耗时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了解加速器。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他说：“什么叫做科研工作？做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没有困难，那就用不着科研了。”

    1979年，已过花甲的谢家麟再一次大胆地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研制工作中。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等加速器的一次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难度非常大。有人说，这就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没有抓住，就会粉身碎骨。然而，由谢家麟带领的团队最终还是跳上了这辆“飞驰的列车”。

    这一次次因为“大胆”而创造的奇迹，皆源于谢家麟深厚的科学功底和坚持创新的精神。

    对于创新，谢家麟终生都在以身作则，即便是在耄耋之年也依然如此。80岁之后，他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便将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如何将低能电子直线加速器小型化的课题上，提出了创新四部曲，并最终研制成功。而谢家麟进行此项研究的初衷十分简单，他只是不愿陷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状态之中，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有益的事情。

    谢家麟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跟踪”是必须的，假如不能处于和前人相近的水平，“超过”就无从谈起。然而，谢家麟更强调，要认清“跟踪模仿”与原创性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正是因为有了谢家麟这样的科学家，科研创新之路才永远不会中断，如他的自传书名一般，这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还十分重视科学实践当中的动手能力。谢家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所有科技创新活动中，特别是实验领域的创新，要自己能够动手，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知道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可做适当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目标。如果自己不懂动手，则犹如开车时需要一人观看路面情况，再转告掌管方向盘的人来调整方向。

    对于未来，谢家麟有着美好期许。他在自传中如此寄语青年人：“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然后才是在科技领域作出伟大的贡献，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样，自己才会幸福，别人才会因你的存在而幸福，社会才会因你的知识而更美好。”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2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

    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他的回答永远是：“不后悔，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回国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伟大人物，可以原谅，那是机遇和能力的问题。但不能成为一砖一瓦，那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只要把精力放到一件事上，就不会无作为。”无论是科学大师还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

（余建斌《梦想需要加速器》）

弃农学文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

    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并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美国后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那些人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但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评传》 《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