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设六科给事中，按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有单独上奏言事，监督和弹劾百官的权力。六科被称为“风宪之司”，可以风闻奏事，而不一定负核实的责任，所以当时的六部官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都是君主直接委派的特别亲信，他们用公开或秘密的方式进行特别监察，往往用于治理大狱、检举吏民奸罪，伺察密告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每年一度的不满意测试……目的就是要阻止任何人成为太受欢迎的人，阻止像庇西特拉图（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雅典独裁者）这样的人，企图利用公民大会作为成为僭主的台阶。每一年，雅典人投票放逐一人达10年之久，这是一种预防犯罪的处罚。

——伊恩·莫里斯《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

材料三：在美国，新闻媒体被封为“政府第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原生力量，它决定着公众讨论的议事日程……一头牵着政府，一头牵着国民敏感之极的神经，一旦白宫的某些政策发生偏误或总统等政要滥用行政职权，立即就会招致一场新闻舆论带来的暴风雨。……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媒体具有动员民众的实际能力，它对行政官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彭正波《美国的行政监督机制》

材料一：“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材料二：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

材料三：军机处尽管权力很大，但时刻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从雍正开始，又采取一系列限制办法，以掣其权，从而保证皇帝“乾纲独揽”，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即使交办的事务，也只是遵照皇帝意旨协助处理，“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材料一：古代中国，皇权居于权利的最高峰，然而实际上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官僚政治系统手中，官僚政治系统的核心是宰相，负责处理全国的一切政务。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政，无疑使朱元璋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而且对大臣十分猜忌，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胡惟庸的权力增长，把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驱逐他认为不大会支持他的人。朱元璋杀胡惟庸，并对我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作为数代沿用不移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宰相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朱元璋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宰相制度。

——摘编自牟珊珊《浅谈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

材料二：从明代内阁制度发展与演变过程来看，内阁是有议政权的，……内阁通过票拟、驳正，既可以为君主出谋划策，处理全国政务，解除君主政务负担；又与拥有执行权的六部相互配合、制衡，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自永乐直至明亡，明代阁臣尽管比历代秘书咨询官员的权力有所扩大，但基本上还不是宰相，……万历《明会典》所开列“文职衙门”名目，竞未专列内阁这一机构。仅在《翰林院》一卷中予以附带介绍。

——摘自杜志明《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材料三：到洪、宣之世，内阁大学士身兼部职，阁权渐崇。由于宫廷的禁例和大臣理事的规矩，皇帝无法随时召唤近在咫尺的内阁大臣，皇帝和阁员之间难以随时配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明代是由宦官实现的。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严禁宦官擅权。于是，雍正帝选调内阁大学士等官“日值禁廷，以待召见”，形成了军机处制度。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