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 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抗战十四年，修改有深意

    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

    教育部表示，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以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并要求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的体现。

    教育部要求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主要是将从1931后“九·一八”事变开始至“七七事变”之前东北军民的六年抗争也包含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概念中。

    这一修改可以说是对抗战问题认识的巨大进步，也更为符合历史事实。“九·一八事变”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杭侵略者的开始。首先，中国抗战第一枪在1931年沈阳北大管就已经打响；第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0万东北抗日联军在1931年至1937年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付出了大量牺牲，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1931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就在积极部署抵杭，9月19日还发表抗日宣言，东北义勇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也有东北军余部继续进行对日抗战，还有十九路军参加的淞沪抗战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确立“十四年抗战”，无疑有利于全面有效还原我国当年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事实。有助于消除此前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同时更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

    14年抗战史能够最大程度地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烈士，囊括到民族英烈的范畴中来，这更是对民族脊梁、抗战英灵最重要的告慰和尊重。8年抗战不能将为民族而战的大量英烈包含在内，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流血辆牡，“南有杨靖宇，北有赵尚志”，世界闻名，特别是我们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不被算作抗战历史，是极大的不公，东北军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付出应该得到重视，这是对所有为抗目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最大敬畏和尊重。

    这一新的历史界定，也粉碎了一些海外势力扭曲“8年抗战”与“14年抗战”之间有机联系，他独断地抹杀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中流砥柱的不良居心。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着一种历史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严重认识不足。英国历史学家米特在《被遗态的盟友：中国抗日战争》一书中对这种偏见也提出过批评，14年执战史的正名，有助于唤醒国际认知，进一步敦促各界继续接近历史真实，公允面对中国人民做出的重大牺牲。

    同时，14年抗战史的书写，也有助于国内国际抗战史研究领城能够更好地进行对接，譬如日本著名学者江口圭一与家永三郎等，都将中国抗日战争起点定位于1931年。这样的呼应是对日本国内勇于正视历史、反省罪行的有识之士的一种肯定，有助于警醒各国牢记历史、珍惜和平。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2 日09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8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14年抗战则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史”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腾讯网

②中国人民的抵抗从1931年开始就没停止过。东北的抗战不仅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更是中华民族持续不断、不层不挠的抗争，都应该计入抗战的史册。这一时间跨度的增加，是对中国人民连续一贯，脉络清晰的抗战历史的一种恢复和升华，“14年抗战”这个概念更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原则性与现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重南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材料一：

    截至2017年末，国内“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大至14座城市。此外，还有5座城市被列为“观察者”名单，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GDP有望在两年内突破万亿元。

    从“GDP万亿俱乐部”及准万亿城市所属的省份看，19座城市中，广东省有三城上榜，即GDP破两万亿的广州、深圳，以及准万亿城市佛山。浙江省有杭州、宁波入围。江苏省进入榜单的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在东北地区，辽宁省的大连、沈阳有望在两年内实现GDP万亿突破。

    从所属区域看，GDP万亿以上及准万亿城市，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主，西部地区仅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榜。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相关，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呈梯度状态。

    在中东部地区，GDP突破万亿的城市，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无锡、青岛、长沙等二线城市，其经济总量也在近两年先后突破万亿元。这不仅表明了这些城市有着超强的经济活力，也说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正在由“一城独大”局面，逐步到“多点多极”整体强大的方向发展。西部地区成都和重庆GDP突破万亿的时间较早，这表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的18年内，成都和重庆两地已经率先“富裕起来”，但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活跃度仍有待加强。

（摘编自《GDP万亿城市竞争力报告：9座城市新星崛起》）

材料二：

    回顾过去5年，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发展转型阵痛和城市治理难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团结奋斗中，长沙各项事业再攀新高。地区生产总值由5000亿元跨越至9000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上升至第六位；形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六大千亿产业集群；深化改革440多项，行政审批提速50%；1753万平方米违建消失殆尽，2042公顷“绿色”拔地而起；成为全省首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标市。

    易炼红说，未来长沙将立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着力打造“三个中心”。即：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抢抓“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的机遇，推动长沙制造业率先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升级；国家创新创意中心，推进文化跨界融合，让长沙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新、运营、交易、体验中心；国家交通物流中心，推动交通物流一体化、集装化、网络化、社会化、智能化发展。到2021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000亿元以上，财政总收入突破2000亿元。

（摘编自《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材料三：

苏州距离上海只有84公里，高铁车程只有半个小时。与一线城市上海在地理上的接近，让苏州享受到了很多的“外溢作用”。但与此同时，却也让苏州很难摆脱“大上海”的阴影。事实上，很多企业都选择将总部设在上海，而把厂房设在苏州。这样，这些企业虽然在苏州产生了大量的产值，但它们至多只能算是企业“身体”运作的后果，而企业的“大脑”依然在上海。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也是如此。杭州和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50%，苏州为47.2%，过于依賴第二产业。其知名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承载的也是第二产业。

    尽管由于周边的上海、无锡等地都有了机场，因此机场的缺失并不会对苏州的对外交通构成太多的实际障碍。但是，缺席航班目的地列表却着实让苏州坐失了对外宣传的机会。在品牌营销的时代，宣传需要的是无孔不入，苏州在全国交通版图上的劣势，也让其丧失了很多宣传机会。这种安排之下，即使苏州能有更高的GDP，其在经济上的话语权也很难提升。

（摘编自《GDP达1.7万亿，苏州为何有一线城市实力却无一线城市影响力？》）

材料一：

据游戏咨询机构伽马数据估计，2017年第一季度，《王者荣耀》取得了55-60亿元的收入，估计占整个手游市场收入的20%左右。与市场上巨大成功相伴而来的，是社会上的争议不断。小学生沉迷游戏后刷爆家长的银行卡之类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社会关注之下，7月4日，《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上线。系统推出当天，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下跌4.13%，市值蒸发151亿美元。

    《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被众多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目前，各大网络游戏厂商都制定了相似的防沉迷系统规则。

    实际上，网易、暴雪等各大游戏厂商所遵循的防沉迷系统标准版本已有超十年历史。2005年到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游戏防沉迷”条例。

然而，以上政策执行得仍不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的《中国游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自2013年以来，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当年所有测评游戏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而且，2016年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仍占到当年所有测评游戏数量的71%。（摘编自《澎湃网：防止小学生沉迷游戏，防沉迷系统是最佳方案吗？》）

材料二：

《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因为家庭关怀缺失、学校教育不足、同伴负面影响等种种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提高在线时长。某些游戏厂商虽然推出游戏防沉迷系统，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因为网游后台没有核查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本落不到实处。以游客身份登录的，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人，但仍然可以凭游客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摘编自《凤凰网：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亟须实行游戏分级制》）

材料三：

    武汉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防止沉迷网游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网游的吸引，说明网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进身心健康。（摘编自《新华网：网游在和我们争时间》）

【注】游戏收益：指在游戏中取得的经验值和虚拟货币。

材料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网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9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科幻片《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个听起来既疯狂又炫酷的“末日故事”，来自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作品，构成了电影《流浪地球》的基本内核。导演郭帆的团队非常成功地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中国内核，幻化成了电影里面观众看到的那份具有强共鸣、强共情的中国式故事和情感。在《流浪地球》的出品方之一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看来，“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片的最大差异，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内核，而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表示：“《流浪地球》在制作上显示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度，内容上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思和责任的担当，是一部让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映让中国科幻电影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与希望，看到了与好莱坞大片竞争的力量与勇气。影评人韩浩月表示：“国产科幻片可从《流浪地球》中获得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以前国产电影都是‘土味儿科幻’，今后可以把格局打开，营造宏大的史诗效果。”

（摘编自《春节档电影：高质量成就好作品》，《光明日报》2019年2月12日）

材料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4日刊登题为《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作者为史蒂文·李·迈耶斯。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这种局面即将发生改变。

    中国首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大片——《流浪地球》，2月5日上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接近5000万美元，以美国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不算高，但在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大手笔。7000多人参与了制作。其中大部分场景拍摄于由房地产和娱乐业巨头大连万达集团投资80亿美元在海滨城市青岛建设的东方影都。

    郭帆说：“我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至少不要赔钱。只要这部片子不赔钱，我们就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科幻电影。”

    刘慈欣小说的流行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最近的两部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也有助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两部影片都包含了重要的情节转折，正面展现了中国的太空计划，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今天再谈论科幻电影，为了与之前的国产电影区分，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硬核”。够不够“硬核”，成为评价科幻电影的关键指标。其实，“中国硬核电影科幻元年”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噱头和炒作，而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的“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过去引为笑谈的简陋特效逐渐成为历史。而中国电影视效公司对视效数据库的建设和制片体制中“后期前置”逐渐普及，使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具备摄制比肩准一线大片的硬实力和先进的摄制流程。而从人文思想演变角度来看，一战后，西方世界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人类的“反噬”和伤害的思考一直贯穿于其科幻电影创作之中，“废土”与“末世”构成很多科幻电影的主场景。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还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我们对科技进步主要持“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乐观精神。因此，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