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与过年
        ①在中国，“年”的由来已久。从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有了记载。据古代神话传说，“年”是一种最凶恶、最可怕的动物。吃人害人。天神把它锁进深山，只准许它每年出来一次。到了十二月（腊月），“年”就会突然出现，很多人和牲畜遭到伤害。“年”是灾难，“年”是祸害，人们担心遇到“年”，把年叫做“年关”。于是，人们每到腊月，家家就储粮备菜，到了年三十日晚上，就关闭家门，准备棍棒，磨刀练枪，准备与“年”作斗争。人们在与“年”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年”的许多弱点，它害怕红颜色、火光、响声等等。于是就家家门上贴红纸、家家门前敲锣打鼓、放鞭炮、彻夜点灯，防“年”。岁月流逝，“年”成为人类与“年”等自然灾害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象征。
        ②“年”，作为时间概念，是由日、月构成的，它是我们祖先在同自然界长期共存和斗争中，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断加深认识的产物。
        ③在渔猎时代，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首先发现了“昼夜”交替的现象，于是，逐步形成“日”的概念。到了畜牧时代，在饲养家禽、家畜的过程中，用“日”计算它们各自成长的时间，已经难以记忆。于是，古人从月亮的圆缺、潮水的涨落中，逐渐形成“月”的概念。到了耕稼时代，农作物的培植生长与气候寒暖，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依据寒来暑往，发现了星象循环的规律，认识了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周期，四季为一年，于是，有了“年”的概念。“年”就成为人们组织农业生产、安排一年生活计划的时间依据。这也是我国“农历”的来源。应当说，中国的“农历”不是人们主观想像的产物，而是对自然和生产的科学认识。
         ④“年”是时间概念，是计算时间的一个单位。然而，对于“年”的起始，何时“过年”，何时为“岁首”，却有不同的界定或规范。尧舜时，称年曰“载”；夏代称年为“岁”，商改“岁”为“祀”；周代再改“祀”为“年”，正式以年名“岁”。
        ⑤在中国古代，把朝代更换、王者易人的年份与月份，分别定为“元年”和“正月”，《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自夏至汉初，都有历史记载。夏代，定正月初一为“元旦”。秦与汉初，都以十月为“正月”。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从司马迁的建议，继夏历，定“太初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之月。这一规定延续至今，如果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算起，已经大约有了4000多年的历史。可见，这一传统之久远。
        ⑥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效法西方，用“阳历”纪年。从此，西方人传说中耶稣诞生年为“元年”的历法，变成了中国人必须遵循的“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农历”被改成“阴历”或“旧历”，“过年”正月初一，被改为“春节”。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规定“公历”的1月1日为新年，统称“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时至今日，近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但是，中国人到了“春节”，仍然把“中国年”过得红红火火！在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年，一个是与全世界共同过的“公历年”，一个是具有4000年悠久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年”。这一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不断推陈出新、继承弘扬自己优秀传统的能力，以及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宽广胸怀。
        ⑦中国的改“年”可能是师从日本。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是赴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有两个年，“日本年”是国定假期，在家里可以蒙头大睡“寝正月”，在除夕夜或大年初一，要去神社参拜，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活动了，显得冷冷清清，不如“中国年”热闹。应该说，日本是没有自己的“年”，现有的两个“年”，一个是东方的“中国年”，一个是西方的“公历年”。

种欢喜得欢喜

顾晓蕊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阳光洒满小院。很多孩子在玩滑梯、荡秋千，或在院里你追我赶地疯跑，清脆的笑声中，夹杂着含糊不清的话语。一个穿着棉布碎花裙的女孩，蹲在一棵桂花树下，眼睛盯着地面，仿佛周围的喧哗都与她无关。

    这是一所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看着那小小的、孤单的身影，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每天为生活奔波忙碌，还要与青春期的女儿“过招”，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很低落。在某论坛看到“跟我一起做义工吧！去找寻‘快乐密匙’”这句话后，一个周末，我跟随志愿者来到这所特殊的学校。

    我上前跟女孩搭话：“你几岁了？家住哪里？”可她不予理睬。她就像生活在孤岛上，喧哗如潮水般漫过来，经过她身边时，皆要绕道而行。她低着头，用树枝在地上胡乱画着，这让我感觉很没趣。

    难道她听不到我讲话，或者不会说话吗？我带着疑惑向老师询问，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女孩曾接受过学前语言康复训练，她既聪明又努力，各方面恢复得很快，能与他人正常沟通交流。后来，她到一所普通小学就读，也可以跟上班里的学习进度。但跨进初中以后，她变得敏感、脆弱。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嘲笑的眼神，都会在她的心里掀起滔天波浪。她的心情变得很烦躁，不愿与人交流，成绩自然一落千丈。父母只好给她办理休学手续，把她送到这里接受心理辅导。

    我和她之间仿佛隔着一堵墙，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走进她的心灵深处？我忽然想起包里装着随身听，里面有女儿从网上下载的歌曲。怕影响学习，为此事我还批评过她。

    我把随身听的声音调大，是曲调清悠的《蓝莲花》．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她缓缓地转过身来。我心里一阵暗喜，把随身听递到她手上，然后教她如何选歌。我们相对而坐，听了一首又一首的歌，她黑亮的眸子里闪动着笑意。

    我后来又去过那里两次，每次去之前，都会下载一些好听的歌。她仍旧不跟我说话，却会主动坐到我身边，与我一起静静聆听，神情中多了几分亲近。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被一些琐事缠身，抽不出闲暇时间，很久没有参加活动。

    半年以后的某一天，当我走进康复中心的教室时，看到她正伏在桌上。她托着腮想了一会儿，低头在纸上迅速写几句，显得那么认真而又郑重，竟没有留意到身后的我。有个短发女孩站在门口冲她招手，她放下手中的笔，像风一样跑出教室。

    我在她原来的位置上坐下，目光扫过桌上的 笔记本，看到一行行整齐清秀的字：

    妈妈来看我了，给我一个甜甜的吻。她还告诉我，你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对于妈妈来说，都是值得高兴和骄傲的事。听了妈妈的话，我好开心啊！

    中午，我们吃了芹菜水饺，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味道简直棒极了。想起在家时，妈妈经常包饺子给我吃，我希望能早些好起来，这样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老师说，每个人的心是一块田，你种下什么，收获的就是什么。我要种下快乐，因为我想做一个快乐的人，也想带给别人快乐。

……

    就在这时，女孩跑回教室，当她看到我的时候，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阿姨好，我想您了！”她缓慢地说道。这下轮到我吃惊了，自从认识她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开口说话。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如同一颗珍珠落在盘中，是那么的清悦动听。

    她的变化让我感到很欣慰，同时心里浮起一阵愧疚。我曾经有过很多抱怨和不满，为女儿不小心打翻奶茶而发火，因她写作业太慢而大声指责……而对她的优点却视而不见。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我可以尽量给予宽容和耐心，对身边的亲人却吝于赞美。

    我的心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荒芜的花园。从今以后，我也要在 心田里播下快乐的种子，收获满心的欢喜。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样，希望赶紧回到家中，给女儿一个深情的拥抱，并真诚地对她说：“孩子，其实你真的很棒。”

（有删改）

干净

孙道荣

    工头指指身后的中年人，对他说，经理，这是我们最好的水电师傅了，姓黄。他一定能帮你修好。

    他看了一眼，没见过，见过也记不得，工地上成百上千的工人，他哪能都记得啊。再说，工地上的工人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连工头有时候都分不清谁是谁。他说，那好，黄师傅，我们走吧。

    岳父家的下水道又堵了，弄得家里水漫金山，臭气熏天。接到电话后，他赶紧让工头找个水电工，去帮他处理下。

    他打开了车门。黄师傅拎着一个皱巴巴的工具包，跟在他身后，犹疑地说，经理，我身上太脏，你告诉我地址，我还是自己骑车过去吧。

    没事，快上车，家里水管还在往外冒水呢，来不及了。他说。

    黄师傅扭扭捏捏地上了车，欠着身坐下，两只腿，紧紧地蜷缩在一起。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紧张的，黄师傅的脸上，全是汗水，黄师傅用手背一抹，本来又黑又灰的脸，变得更花了。

    他从后视镜上瞄了黄师傅一眼，一踩油门，向岳父家开去。真是越急越乱，半路上，小车的后胎爆了。他无奈地将车停靠在路边。

    只能打的了。可是，这条路上几乎没什么出租车，偶尔经过一辆，还是有人的。他焦急地四处张望，不远处有个公交站，他走过去一看，线路经过岳父家附近。正在这时，一辆公交车，缓缓驶了过来。

    他和黄师傅，一起跳上了公交车。乘客不多，还有几个空座位。他找了一个双排的空位子坐下，正犹豫着要不要喊黄师傅过来坐，黄师傅已经在他前面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他松了一口气。刚才在小车里，他就闻到了黄师傅身上很重的汗馊味。

    随着车子的颠簸，他微微打起了盹。虽然不必像黄师傅们那样日晒雨淋，但他这个项目经理，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车子里忽然嘈杂起来。是一个大站，上车的乘客很多。车厢里骤然挤了起来。“妈妈，好挤啊。”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他寻声看过去，在他前方，是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被人群挤压到座椅边，一只手紧紧地拽着妈妈的衣角，倾斜的身子似乎随时会摔倒的样子。他有点迟疑，要不要站起来，给这对母女让个座。坐在前面的黄师傅，忽然站了起来，“小姑娘，你来坐吧。”

    小女孩的母亲看了看黄师傅，又快速瞄了一眼黄师傅坐过的座位，坚定地摇着头， “不好意思，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不坐。”说着，一把拉住正准备往黄师傅的座位上坐的小姑娘，向后车厢挤去。黄师傅尴尬地站着，扭头看着小女孩，不情愿地跟着妈妈向后挤去。他和黄师傅的目光，不经意地撞在一起。黄师傅难为情地低下了眼帘，闷头又坐了下去。

    到站了。下车的时候，他惊讶地看见，小女孩和她的妈妈，还挤在车厢的过道上，她们没有下车。黄师傅拎着工具包，跟在他身后，向他岳父家走去。

    上楼的时候，黄师傅忽然自嘲地对他说，汗味太重了，连坐过的座位人家都不肯坐。他重重地拍拍黄师傅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他就让工头在工地上，建了一个淋浴池。这笔经费，预算里没有，从来就没有过。他已经想好了，如果公司不肯出这笔费用，他就从自己的承包奖里支出。

    他觉得，自己做不成什么大事，但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工人，能够干净一点、体面一点地走出去。

梦痕

丰子恺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做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挟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像个塌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吵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味道就是很好的。

    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伴侣。后来我们争执起来，他逃我追，追到排门旁边，我跌了一跤，额骨磕在排门槛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个洞，便晕迷不省。等到有知觉的时候，我已被抱在母亲手里，外科郎中正在用布条向我的头上重重叠叠地包裹。

    讲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可惊可喜的行状，与我的儿童时代的欢乐，也便跟了这回想而历历地浮出到眼前来。

    暮春的时候，他领我到田野去偷新蚕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来做“蚕豆水龙”。其做法，用煤头纸把老蚕豆荚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荚里的两粒豆就从下端滑出，再将荚的顶端稍稍剪去一点，使成一个小孔。然后把豆荚放在水里，待它装满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来，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压榨豆荚，一条细长的水带使从豆荚的顶端的小孔内射出。制法精巧的，射水可达一二丈之远。他又教我用洋蜡烛的油作种种的浇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镌刻种种的印版，大类现今的木版画。……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亦复不胜枚举。

    现在我对这些儿时的乐事久已缘远了。但在说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时，还能热烈地回忆神情活跃的五哥哥和这种兴致蓬勃的玩意儿。谁言我左额上的疤痕是缺陷？这是我的儿时欢乐的佐证，我的黄金时代的遗迹。过去的事，一切都同梦幻一般地消灭，没有痕迹留存了。只有这个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军州”时打在脸上的金印，永久地明显地录着过去的事实，一说起就可使我历历地回忆前尘。仿佛我是在儿童世界的本贯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这成人社会的“远恶军州”来的。这无期的流刑虽然使我永无还乡之望，但凭这脸上的金印，还可回溯往昔，追寻故乡的美丽的梦啊！

（选自《禅外阅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