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世界是由纯粹的自然事实和事件所构成，在人的因素介入之前由盲目的自然力量所支配。在人的因素介入之后，自然世界事实上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在自然界中可以随处发现人类价值实践的痕迹。但是，人类主体性实践在这里所能达到的程度和范围同样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社会世界是在自然世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和价值所构成的，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躯体、语言、规范、组织、机构、活动等。在这些要=素中，是社会价值规范而不是那些社会事实和事件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核心。区别各种不同类型社会事实和事件的标准不是外在可观察特征，而是贯穿于其中的活动主体的价值要求。价值要素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分水岭。人文世界是在社会世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或者说是在社会世界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一系列对社会价值规范及其实践的总体性反思活动及其产品、组织、制度、符号等所构成。简而言之，是由社会“价值”以及对这种价值进行总体反思和体验而形成的“意义”所构成。但是，在人文世界里，意义取代价值成为核心要素。价值及价值实践在人文世界里只不过是主体用来进行总体反思和体验的材料。人文世界究其根源而言是一个人“意义”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人的“价值世界”或人的“自然世界”，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个体性和主观性。“人的问题”不能笼统的说成是人文世界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既可能是一个有关人的事实性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有关人的价值性问题，而真正与人文世界相关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性问题。

（选自石中英著《只是转型与教育改革》，有删改）

幽默权

陈彤

    如果我说幽默和权力是有关系的，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很多人喜欢神化幽默，把幽默说成是一种天生的性格中的东西，而且认为这种东西和智商相关。其实，普通小民百姓像贫嘴张大民那样的不能叫幽默，他们那叫“贫”叫“损”。幽默是什么？幽默的外在表现是风趣，内在实质是优越感。好好想一想，我们听的长工愚弄财主式的故事那不叫幽默而叫笑话，为什么？因为幽默必得是口吐莲花，把人家含含蓄蓄地装进一个套子而自己一点损失没有，类似武侠小说中的高人——杀人不见血，中原一点红。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算好笑，也是笑话，不是幽默。

    为什么我认为幽默和权力是相关的呢？因为在权力社会，你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表现得比上司聪明吗？我手边有一本幽默集锦，发现大部分收录在册的幽默大师除了艺术家（其中包括文学家）就是政治家了。而艺术家的幽默大部分是和调戏妇女有关的，比如萧伯纳在一个舞会上邀请一位大龄妇女跳舞，那位妇女激动万分，以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萧伯纳及时打消了她的“愚蠢想法”，他说：“我请你跳舞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舞会，不是吗？”其实这个级别的幽默还不如贫嘴张大民的，但是因为出自萧伯纳之口，也就成了经典。这至少说明幽默有趋炎附势的特征，从张大民嘴里出来就是“臭贫”，但是从萧伯纳嘴里出来，那就成了“象牙”。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以谈吐不俗名传于世。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有一天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夫人，开口就说：“我不能称您为主教夫人，可是我又羞愧称您为情妇；不过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怎样称呼您才是正确的，我还是要谢谢您的到来。”真是妙语连珠呀！主教夫人能怎么样？在一个权力社会，即使主教夫人有足够的智慧，她也只有被女皇幽默的份，如果她要表现幽默，必须找比自己等级低或者至少是和自己同一个级别的人。

    我手边的这本幽默集锦是我的一个口无遮拦、为人风趣的朋友送给我的。他说自己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希望自己能像书中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样幽默风趣，可是后来一件事情教育了他，让他懂得自己必须要先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才有可能像权力拥有者一样口吐莲花。有一天他的领导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寻他开心，故意问他：“你昨天在哪儿过的夜？”我的朋友要是老老实实回答说“在家”也就算了，可是，他偏偏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于是他说：“难道你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过夜吗？”结果呢，一年过去了，别人该加薪加薪该提升提升，他什么都没有，问来问去终于知道他的问题所在——目无领导。

    知道什么叫幽默等级了吧？领导幽默下属那叫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幽默领导罪过就大了。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