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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育才学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6月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而言,五四运动都是一个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与此相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应当说,新文化运动的确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一定冲击,但这种冲击究竟是不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恐怕是一个需要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认真考量的事情。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被迫起步的。对于后起的文化系统而言,这种“外在冲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没有这种外在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要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构必然困难重重。对中国文化而言,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东西进行揭露批判,可以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内涵的空间。同时,正是通过“外在冲击”,源起于西方的科学、民主等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内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由此,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核心层面,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从而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不断解构的过程,那么,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是西化派的共同的理想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导。

    由此,新文化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此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虽然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但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衰败,反而迎来了由复苏到兴盛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化所内蕴的强盛生命力也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尽管这种批判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反而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选自李翔海《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一定冲击,这种冲击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还需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查。 B、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落后东西进行批判,能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内涵的空间。 C、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更为深刻的差距不仅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且在文化理念层面。 D、藉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解构,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五四运动不管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方面,都是一个已经产生并会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B、新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化将要对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理念冲击的标志,它会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彻底解构。 C、如果把中国文化分成由外到里不断地被解构和寻求现代重建这两个阶段,那么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 D、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反而成为了中国文化新的发展起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种“外在冲击”对后起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这种外在冲击的解构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起文化的现代建构。 B、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此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经过艰难跋涉,最终迎来了新发展。 C、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转变的这一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成为了历史性的转折点。 D、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各种主义、派别的共同的理想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导。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们最亲切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着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的人物,原因在哪里呢?
    ②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更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觉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吗?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社会、人生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③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但是,苏轼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摆脱的出世的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绝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轼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选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有删改)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文物曾“无人问”,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小题。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有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

    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读书不必听人指导

    ①关于读书,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我觉得,只有你和我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我才有权提出我的看法或者建议,而且你也不必受我的看法的束缚,以免影响你的独立性。因为,作为一个读者,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品质;因为,对于书,谁又能制定出什么规律来呢?滑铁卢战役是在哪一天打起来的——这种事当然会有肯定的回答;但是要说《哈姆雷特》是不是比《李尔王》更好,那就谁也说不准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拿主意。如果把那些衣冠楚楚的权威学者请进图书馆,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该读什么书,或者我们所读的书究竟有何价值,那就等于在摧毁自由精神,而自由精神恰恰是书之圣殿里的生命所在。

    ②不过,为了得到自由,当然也得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不能愚昧而徒劳地浪费精力:为了给一盆玫瑰花浇水,便把半个院子全浇湿。我们必须培养自己准确有力地把握对象的能力。

    ③但是,我们在图书馆里可能首先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我们的“对象”是什么?粗粗一看,很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大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蓝皮书——各种各样的民族、各种各样的年龄和各种各样性格的男男女女用各种各样的文字写成的各种各样的书,全堆放在那些架子上。窗外有只驴子在叫,几个女人在水槽边闲聊,小马驹在田野里奔跑……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怎样才能在这一片混沌中理出个头绪来?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从自己所读的书中得到乐趣?

    ④说来似乎很简单:既然书有种类,那么我们只要分门别类地找出它们理应给我们的东西就可以了。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根据书所能给我们的东西来读书。我们读书时,大凡都头脑不太清醒,目的不太明确;要不就是苛求:小说一定要写得真实,诗歌一定要写得虚玄,传记一定要美化传主,历史一定要迎合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我觉得,读书若想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就必须先把这样的成见统统驱除掉。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处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谋。要是你一开始就心存疑虑或者要求苛刻,那么你就不可能从你所读的书中读出尽可能多的意蕴。反之,倘若你尽可能地敞开自己的心扉,那么,一打开书,你便会从那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从那些难以觉察的细微迹象和暗示中,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当你沉浸于书中并不断熟悉它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作者给予你的东西,或者试图给予你的东西,其实是相当明确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一些新兴科技带来的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等的科技伦理问题,使既有科技管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社会风险,并影响科技本身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现代社会对新兴科技及其应用的伦理规范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许多国家已将科技伦理规范纳入制度和法律之中,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科技伦理治理作为审慎型、控制性治理,对科技创新在给予激励的同时,也从伦理道德出发加以必要的约束或管控,治理不轨行为,从而保障科技健康发展,实现科技更好造福人类的目标。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治理方式转型。对于科技伦理治理,传统治理方式基于先行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做了再说”。现代治理方式基于防范原则,强调紧盯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不断完善风险评估、加强监管,是一种“适应性治理”方式。从实践来看,实验室里的研究无法完全验证现代科技不可预知的风险,传统“做了再说”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某种颠覆性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因此,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应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的“做了再说”向现代的“适应性治理”转型。

完善监管制度。随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科技伦理监管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一些案例表明,体制内监管的不完备和体制外监管的缺失,很可能会导致科技伦理领域的“灰犀牛”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因此,有必要构建体系严整的科技伦理监管制度,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完善伦理规制和监管程序,使监管过程有理有据、有机衔接。应改进科技伦理监管制度,实现对新技术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监管,实现对科研工作者伦理问题的终身追责,有效防范违反科技伦理的事件发生。

建立自律机制。科研人员能否遵循科技伦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其自律。为防范新兴科技滥用和其他风险,在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时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自律机制。比如,大型科技企业内部建立伦理审查机制,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相关行业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规范培训,引导科研人员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增强各学术团体的监督意识,确保自律规范落到实处,营造重伦理、讲道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氛围。

    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必要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借助法律的刚性约束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把科技伦理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目的是用法律的特性和优势更好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我们要善于通过立法,借助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巩固科技伦理治理成果,增强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的伦理意识,使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在面对科技伦理问题时的行为选择有明确的依据,更加有效调节和控制科技发展及其后果。

(摘编自李泽泉《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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