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还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

    【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会离开，这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

    【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材料一：

    11月5日到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四叶草”展馆内，展商云集，展品琳琅满目，参观者摩肩接踵。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说：“我衷心希望，参会参展的各国朋友都能广结良缘、满载而归！”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充分说明，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适应。这表明，中国正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扩大进口空间。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搭乘高速行驶的“中国号”列车：南苏丹参展商带来了非洲原产芝麻，俄罗斯搭上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快车……诸多国外展商的故事，充分印证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开放合作是建设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首届进博会的举办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大蛋糕”，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在开放中与世界共享发展“大蛋糕”》），新华社11月10日电）

材料二：

    外媒称，面临美国的贸易制裁，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正在打造一个新形象——进口国。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7日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要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为经济全球化制定正确路线。

    报道称，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历时一周的盛会很火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租用了展位。这些企业包括谷歌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霍尼韦尔国际公司、高通公司等。将有16万国内买家和很多中国官员出席展会。

    报道指出，企业对该博览会的兴趣反映了中国对从先进工业生产系统到食品与服务等消费品的巨大购买力。中国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胃口可能很快会震动世界，就像此前它巨大的制造业产出震动了世界一样。

    报道称，中国每年要主办像广交会那样的大约4000个贸易展，但此次展会将改变全球对中国的看法。

（摘编自《“中国胃口”或很快震动世界》，参考消息网2018.10.19）

材料三：

    有8个风格各异的非洲国家馆将亮相上海，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近200家全业的产品将亮相进博会，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代表也将出席此次盛会。

    本次进博会为非洲产品亮相中国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此次的非洲展品以食品和农产品为主，像埃塞的咖啡、加纳的可可豆、肯尼亚的红茶、塞内加尔的花生等；另外还有埃及的地毯、坦桑尼亚的坦桑蓝，突尼斯的茶具，卢旺达木雕等手工艺品。

    户旺达总理思吉伦特表示说；进博会给非洲和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机遇，还给我们向中国学习工业化、产业化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提供了机会。

    肯尼亚出口促进委员会主席比沃特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畅通了全世界向中国出口的渠道，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将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位非洲商人说，在非洲，你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希望在此后再来中国时，能在北京买到一束肯尼亚鲜花，在广州喝上一口加了赞比亚蜂蜜的南非路易波士茶。

（摘编自《非洲国家和企业踊跃参加首届进博会》，央视网2018.11.5）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①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材料一：

提起5G，很多人都会想到快，那么5G 到底多快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乔秀全预计，5G网速将比 4G 至少提高十倍，只需要几秒即可下载一部高清的电影，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超高清视频、VR(虚拟现实)等更高网络体验的需求。

其实，5G 不仅仅是网速快，还具有低时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等“天赋”。“5G 的网络延时从4G 的50 毫秒缩短到1 毫秒，将满足1000 亿量级的网络连接。”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说，5G 能让各类智能硬件始终处于联网状态。这也意味着5G 将推动“万物互联” 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5G 时代，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都将连成一体，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许志远说。未来，5G 将为用户提供下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更加身临其境的业务体验；同时，也将支持海量的机器通信，让无人驾驶、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4G 难以满足的创新应用成为可能。

材料二：

中国已经全面步入流量社会，流量经济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24 亿，其中有 4.63 亿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同时，流量连接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企业、人与资源，催生出了众多新职业、新业态……

但流量提供便利、娱乐和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人们的烦恼和困惑。据德国研究公司Statista 统计，2016 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每天玩手机三小时，“沉迷度”在全球排名第二。美国思科公司日前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1 年，全球每部智能手机的平均月流量将增加到14.9G。在人的需求得到更多满足的同时，人的定力、执行力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正是流量经济带给人们的一大困惑，它争夺的是人的注意力，产生的最大问题是迷失。

近日，腾讯进行的一项“社交斋戒”实验证明，连续15天将微信的使用时间压缩到每天半小时之内，被试者的消极情绪明显下降，工作投入程度大幅上升。这告诉人们，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迎接它、正视它，还要有反思和校正能力。事实上，一些人已经开始选择“放下”。不管是“地铁藏书”活动的兴起，还是微信增加微信朋友圈“三日可见”功能，以及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无疑都是对流量的有意控制和对手机使用的反思。

而伴随着5G 时代的即将到来，更大的改变，还在后头。在5G时代，公众能享受到的流量将是4G时代的10倍以上。基于流量规模的快速壮大，流量社会的门槛将会更低，未来的物联网、VR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都将迎来快速发展。5G不仅仅是快。如果说4G主要实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连接，那5G时代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都将在这个庞大的流量世界里实现连通，在5G 流量的汪洋大海中将孕育出什么，有些我们可以想象，更多的还无法想象。

技术与人，二者如何和谐共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人类在不断突破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虽然现在很难说“流量一族”幸福指数提升了，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能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善加利用，那么技术一定会让人类更加幸福。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8月22日14版）

材料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它既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也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广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他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在品读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要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着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摘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深沉郁结，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着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等等，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认可这种现实，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由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等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着郁结的作风。

然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考察，我们看到，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时喜欢采用“时空并取”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都”风格的因素。譬如《上兜率寺》中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前句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取”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阅历。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杜甫还常用“时空并驭”的手法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他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干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

杜甫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这使得他的诗作既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因而蕴涵着深沉的宇宙意识。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虽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就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義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的心灵。

（摘自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