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起书怀①

                                                                                                               陆游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注]　①本诗写于淳熙三年(1176)四月的成都。陆游被免官后病了二十多天，病愈后写了此诗。

联系颔联分析作者“书怀”的内容是什么？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中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

    别小看了补白，实则大有学问，弄不好会闯下大祸。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人悲愤。有位大学马校长给《时事新报》发去一首小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主笔安排作补白之用，不想惹怒了少帅，差点派兵砸了报馆。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据说卜白是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咋甘当划版、校对、补白的微贱活儿？没人去问，也没人说得清。但卜白似乎全不在意，甚至还有些乐此不疲。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别把自己生生弄成套中人，以后同仁该改叫你别里科夫先生了。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扒火车

    ①父亲扒过火车，在浙赣线上。

    ②他扒的是拉煤的货车。火车经过车站时，父亲挑着一担米糖，身影如风，和火车进行赛跑。他的脚下，像装了风火轮一样，越跑越快。就在火车驶离站台的一瞬间，父亲纵身一跃，一手稳稳地托住肩上的担子，一手凌空攀上车门边的把手，三下两下，身手敏捷地上去了。彼时，天边夕阳正在缓缓坠落，在这个背景的衬托下，父亲站在火车顶上黝黑的剪影，伟岸，如松。

    ③其实，这是我理想中的父亲，和儿时连环画上的铁道游击队差不多。父亲个子瘦小，身单力薄，别说是挑一担米糖追赶火车，就是让他在平地上挑稍微重一点的担子，也是吭哧半天，举步维艰。但是，他确实扒过火车，在浙赣线上。

    ④我老家丰城以产煤而闻名江南，素称煤海，浙赣铁路特意在这里设了一个小站，每天挖出山一样的煤炭，从小站的煤场装运出发，过樟树，过新余，过宜春，过萍乡，一路西行到达湖南株洲，然后换火车头，转京广线南下或者北上。我的家，就在小站二十里地开外的一个小山村。

    ⑤1977年冬末的黄昏，万物萧条，母亲挑着一对空箩筐，走在去镇子的路上，父亲袖着双手，缩头缩脑，亦步亦趋，跟在母亲的背影里。寒风凛冽，如刀，从平原那边一刀一刀割过来。两个人走到镇上时，又冷又饿，几乎要虚脱。母亲娘家的舅舅住在镇上，开一爿铁匠铺。母亲带着父亲在她舅舅的店里，厚着脸皮喝了两碗稀粥，仰仗舅舅担保，在镇子东边的糖坊里赊了六十斤米糖。

    ⑥和往年一样，母亲摸黑又送了五里路，把担子搁下，紧了紧父亲扎在破棉袄上的腰带，叮嘱道：“小心点儿，一家人能不能过个年，就看米糖能不能卖出去了，就指望你了。”黑暗中，父亲点了点头。母亲又从怀里掏出两枚煮熟的鸡蛋，放进父亲里面衬衣的口袋里，说：“明天你生日，带上吧。”父亲又是点了点头，然后在母亲的注视下，挑着六十斤米糖，一步三颤，嘴边呼呼地冒着白气，像只鸭子一样摇摇晃晃，朝煤矿火车站的方向一路歪下去。

    ⑦不远处的村落，隐在荒凉的山坳间，灯火稀疏，偶尔几声狗吠，在寒冬的夜空中，空荡荡地响起，空荡荡地落下。父亲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凌晨四点，终于到了煤矿火车站。偌大的车站，空荡无人，几盏昏暗的路灯，亮在半空中，异常冷清。

    ⑧父亲观望了一阵，然后蹲在铁路脚下，从箩筐里摸出两个用针线缝补起来的大蛇皮袋，将箩筐套在里面扎牢固，还特意在外面留了很长的麻绳。忙完这些，他爬上火车尾部的一节露天车厢，手攥住麻绳的另一头，像用水桶在井里打水一样，站在车顶边沿，将那两个大口袋吃力地拽了上去。

    ⑨这时，一盏马灯从扳道房里游离出来，灯光昏黄如豆。父亲忙猫腰隐在旮旯里，心里无比恐慌。那盏马灯一路逡巡，从车头到车尾，走走停停，走到父亲这边的车厢停住了，父亲听见脚底下有男人瓮声瓮气的嘀咕声：“今天老汉我六十岁生日，高兴哩，每人发六个馒头。”紧接着，车下扔上来一个塑料袋，准确无误地砸在父亲头上。父亲瞬间明白了什么，忙站起身去看——一个穿铁路制服的老人，举着马灯，左脚有些跛，已经踅回身，一高一低地朝车头摆去，不时往车厢里扔东西。

    ⑩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还有一群同路人，更没想大家早已在老人的眼皮底下。父亲看着老人远去的灯光，温暖无比，他想说些“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之类的祝福话，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父亲捏了捏自己衬衣口袋里两枚圆溜溜的熟鸡蛋，踮脚望了望老家小山村的方向，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

    ⑪火车是在第二天下午才出发的。火车一声长鸣，浑厚深沉，惊醒了沉睡在煤堆里的父亲。他蓬头垢面，全身黑乎乎的，像一个挖煤工。父亲探出脑壳，警觉地看了看四周。冬天的下午，没有阳光，天幕低垂，病恹恹的，满是阴霾。远处，是枯瘦的山水，空旷的田野，还有一排排光秃秃的直刺向天空的白杨树。火车过樟树，过新余，过宜春，一路呼啸，向西驶去。火车头喷出的一团团白雾，在暗哑的黄昏里，炊烟一样袅袅升起，把父亲看得如痴如醉。

    ⑫父亲心想，家里该喂猪打潲，做晚饭了。

（取材于夏阳的同名小说）

山音

秦碧薇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外公谢世的次日，雾霭沉沉，下着密如针脚的雨。

    我对外公印象不深，依稀记得是个文弱的老人。也只偶尔听母亲谈起，说外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在外求学十余载，漂泊十余载，兜兜转转又回到山里。膝下的子女都走出大山，他却执意守在山脚的泥土房里，当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先生。没料到，一场乍暖还寒的三月冷雨，竟让他与这三尺讲台永别了。

    山里的世界静极了，没有丝毫外界的声音，而那些留守山中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老师，与外面的世界相牵的线，就这么生生断了。

    “山里人现在越来越少，你外公啊，一人教了几座山头的小孩，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个。”前来给外公下葬的一位大伯对我说，末了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真可惜啊，那些小孩都挺喜欢他的。喏，那边就有一个他的学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头发扎得松松垮垮，身形也偏瘦小，上身一件衬衣洗得发白。她定定地看向我，板着脸，双唇紧抿，①幼兽般的眼睛漆黑发亮 ， 左手却紧抓着前面老人的衣摆。

    我凑过去问她：“你家在哪？”她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朝山上一片在雨中凝固的苍翠努了努嘴。“你爸妈呢？”我注意到她的脸迅速蒙上了一层寒霜，眼皮也耷拉下来。她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才失落地开口：“他们去外面打工了。”“那你跟谁过？”

    “弟弟妹妹，还有奶奶。”之后我也不知该怎样搭话，便默默走开了，因为我猛然发现，虽然只差了三四岁，但我们之间已然如被巨斧劈开了一道鸿沟，我与她的距离，就像各自眼中的风景般遥远。山也跟着沉默，不发出什么声响。

    在她的奶奶走后，她突然叫住了我。“你外公教过我，我很喜欢他。”

    “他教我们认字、算术，还给我们念诗、唱歌。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作夔州。”

    “你看到我们头顶的天空了吗？他说这是夔州特有的天空，他说这种天空是苍色的。”

    渐渐地，我跟她熟稔起来。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看书，时常看见她捧着翻旧的课本，在风里站成一株瘦削的酢浆草，融进绿得化不开的山中。

    雨声渐疏，在某个午后，阳光居然冒了个角，从天际漏了丝丝缕缕下来。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搬了把凳子和她在院子里打发时间，清洁润泽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一种享受。我不由得感叹道：“还是山里好啊！”

    她不能相信地望向我，脸颊激动得有些发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一人在山中，仅仅一人，不能做什么，只能听流水的声音，风从林间穿行的声音，鸟鸣的声音，石子滚落的声音。”远山浅淡，与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一条极细的线，是她抿起的嘴唇。她凝望那阵奔跑的风，似乎想将它捕捉。又转而凝望后山的竹浪松涛，像凝望一个梦中的幻影。“而现在我不能读书了，除了大山，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她的话语似被水浸透，我转过头，看见她②眼里的泪花像在走钢丝，摇摇欲坠。

    她侧过身去不想说话了。

    深绿铺满整座山林，光斑繁密。细细的芒草摇晃，若在轻吟。她口中“苍色”的天空，从静水深渊中升起，万里无云。大地在我脚下隐隐颤动着，传出声响，混杂着风、树叶、草木、鸟鸣，是一支破碎的竹笛、一把断弦的琵琶，一声一声，都好像一种呜咽。

    而这声声呜咽在某一天顺着彤云出岫，搭上山鸢的翅膀，竟一路传到了远方，又托四月的山花捎回了一个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

    我离开那天，她执意要来送我。

    她步履轻捷，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着我的影子。她语调平仄分明，在四下无人的山中响彻。她说：“我听说再过几个星期，学校就有人来修理了，有新学校，就有老师，就可以上学了。”

    “真的？”

    “真的！”

    而我撞入她③黑桑葚般明亮的眼睛 ， 宛若跌进鸦青色的深谷。“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耳畔有什么呼啸而过。

    是山音。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平淡的事

彭家煌

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没屋子住。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他搬进去。匆忙的我不过记住了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 

第二天，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至于他本人，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说：“曾先生，我们去喝酒吧！” 

他连忙鞠着躬：“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发现一酒馆。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 

“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我们喝酒吧！——这地方真好！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你何不好好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曾先生，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 

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他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木器。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老夏说。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十二，二五日于上海（节选自厦门中学生助手微信公众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