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有删改）

材料一：

    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让计算机这台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知道人脑是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我们对这个东西知之甚少，模仿它或许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了。

    当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对于人的思维模拟可以从两条道路进行，一是结构模拟，仿照人脑的结构机制，制造出“类人脑”的机器；二是功能模拟，暂时撇开人脑的内部结构，而从其功能过程进行模拟。现代电子计算机的产生便是对人脑思维功能的模拟。在一些领域计算机帮助人进行原来只属于人类的工作，计算机以它的高速和准确发挥着它的作用。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它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

材料二：

    复杂工作的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变化的，人工智能这门科学的具体目标也自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它一方面不断获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转向更有意义、更加困难的目标。

    通常，“机器学习”的数学基础是“统计学”“信息论”和“控制论”。还包括其他非数学学科。这类“机器学习”对“经验”的依赖性很强。计算机需要不断从解决一类问题的经验中获取知识，学习策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运用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并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学习方式称之为“连续型学习”。但人类除了会从经验中学习之外，还会创造，即“跳跃型学习”。这在某些情形下被称为“灵感”或“顿悟”。一直以来，计算机最难学会的就是“顿悟”。或者再严格一些来说，计算机在学习和“实践”方面难以学会“不依赖于量变的质变”，很难从一种“质”直接到另一种“质”，或者从一个“概念”直接到另一个“概念”。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实践”并非同人类一样的实践。人类的实践过程同时包括经验和创造。

材料三：

    弱人工智能观点认为不可能制造出能真正地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这些机器只不过看起来像是智能的，但是并不真正拥有智能，也不会有自主意识。

    主流科研集中在弱人工智能上，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日、欧希望借机器人等实现再工业化，工业机器人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更加带动了弱人工智能和相关领域产业的不断突破，很多必须用人来做的工作如今已经能用机器人实现。

    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有可能制造出真正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并且，这样的机器将被认为是有知觉的，有自我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可以有两类：类人的人工智能，即机器的思考和推理就像人的思维一样；非类人的人工智能，即机器产生了和人完全不一样的知觉和意识，使用和人完全不一样的推理方式。目前，强人工智能的研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材料四：

    如果一台机器的唯一工作原理就是对编码数据进行转换，那么这台机器是不是有思维的？美国丹佛大学哲学教授希尔勒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他说，如果机器仅仅是对数据进行转换，而数据本身是对某些事情的一种编码表现，那么在不理解这一编码和实际事情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前提下，机器不可能对其处理的数据有任何理解。

    也有哲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也不过是一台有灵魂的机器而已，为什么我们认为人可以有智能而普通机器就不能呢？数据转换机器也是有可能有思维和意识的。

    有的哲学家认为如果弱人工智能是可实现的，那么强人工智能也是可实现的。一个人的看起来是“智能”的行动并不能真正说明这个人就真的是智能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是否真的像我一样是智能的，还是说她/他仅仅是看起来是智能的。基于这个论点，既然弱人工智能认为可以令机器看起来像是智能的，那就不能完全否定这机器是真的有智能的。

    需要指出的是，弱人工智能并非和强人工智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即使强人工智能是可能的，弱人工智能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今日的计算机能做的事，像算术运算等，在百多年前是被认为很需要智能的。

材料一：

    为杜绝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收视率造假现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日前在京宣布，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与此同时，中制协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授权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将《美人私房菜》收视不佳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借势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这份声明痛揭收视率造假黑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三：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现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节选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凭质量说话！”

（节选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五：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近日，关于2016年中国网络核心版权产业的行业规模调研出炉。网络视频行业规模已达521亿元，相比2006年的5.3亿，增长近百倍。同时，作为产业另一潜力支柱的数字音乐领域，近年来也获得了飞速发展。调研数据显示，2016年，数字音乐行业规模相较10年前已突破150亿，逐渐与国际接轨。

    进入2017年，国家对网络版权产业的监管愈加收紧，在严惩盗版的同时，也为知识产权内容的健康成长给予了最好的激励。同样是经历了盗版阵痛后触底反弹的网络版权重要领域，数字音乐与网络视频的产业间距正在慢慢缩小，回顾这些年的发展历程，网络视频所积累的经验也正是其最好的前行向导。

（摘编自搜狐网，2017年8月30日）

材料二：

    今天，未经授权传播的音乐作品被要求全部下线。版权主管部门的这一重拳出击，被业界看作网络音乐产业的重要转折。

    一纸禁令并未对网络音乐平台造成冲击。几大在线音乐平台似乎早有准备，动作频频：宋柯、高晓松加盟阿里音乐，网易云音乐用户数量宣布破亿……而另一边，一些小众平台在版权禁令下，选择关闭音乐服务。国内知名音乐分享网站“音乐盛宴”已于27日正式关闭，距离2006年的创建，不过10年时间。

    音乐人对网络传播始终又爱又恨。爱的是其传播效率远远超过之前的磁带或CD，往往一首歌在网络走红就能让音乐人名满天下。但是免费下载又让网络人气成为看上去很美的产业气泡，人气变现在免费下载时代几乎无解。正是这样的尴尬，让网络音乐走红的同时，也时常爆出被歌手抵制的新闻。

（摘编自《文汇报》，2015年7月31日）

材料三：

    互联网数字音乐将销售渠道彻底改变。音乐产生之后，直接放到互联网音乐平台上，没有发行公司、没有音像市场，也可以说将其合二为一，将产业链缩短为更为简练有效的“内容+渠道”，但渠道已经从传统唱片公司手中转移到互联网音乐平台上。

移动互联网时代，发行能力渐转到了平台手中。速途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各类应用使用率中，音乐以77.2%排名第四。QQ音乐推出的付费数字音乐专辑之后，互联网音乐平台基本完全掌握了线上发行渠道，并且逐渐取代线下发行渠道。此时，帮助词、曲作者进行版权维护与收费的工作也转入到平台，QQ音乐为此甚至建立了专门的法务团队。

    音乐产业链的重构将给音乐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对音乐平台公司而言，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盈利问题。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移动音乐市场规模已达96.2亿元。但各互联网音乐平台中，实现盈利的只有QQ音乐，而且也是首次盈利。

    目前各音乐平台的盈利点包括付费用户、数字唱片、版权转让费、维权收费、广告等。盈利点虽多，但金额却都有限，甚至难以覆盖昂贵的版权费用。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娱乐和媒体产业年度报告》中断言，尽管音乐播放平台的发展十分迅猛，但仍然难以为音乐产业带来更多收入。而要解决平台盈利问题，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回归到音乐本身。

    在互联网协作模式下，各种资源开放，技术升级，渠道易主，让音乐人摆脱了过去依赖唱片公司的模式，音乐创作、推广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音乐产业的产业链未来还会调整，正在探索的新商业模式也有待稳定，但无论如何，几年前濒临死亡的音乐产业，如今又迎来了曙光。

（摘编自《财经》，2017年第4期）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作为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古代中国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在较长时间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运。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这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继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安危有重要意义。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漕运非常高效，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也促成了北宋开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首都临安即今天的杭州，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它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为保证北京的物资供应，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明成祖朱棣为修建北京城，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物力，运力大都依靠运河。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还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枢纽，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为明清大运河500多年的漕运通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北京城愈发繁荣。南旺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大运河修建好之后，为明清王朝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维护政权稳定，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别六下江南。在这十二次南巡中，两位皇帝都在做类似的几件事：一是巡视河工，指导修治运河和黄河；二是体察民间疾苦，免除了沿途经过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钱粮；三是整顿吏治，检阅军队，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四是增加江南举子的应试名额，笼络江南士大夫。通过这些方法，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大运河不仅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大动脉。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著名的运河经济带。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生活，方便了人员的往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感受到大运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经过历代诗人的妙笔生花，这些运河沿线的城市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说都刻上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比如山东济宁，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太守贺知章在这里相聚相识，贺知章邀请李白畅饮，以官印金龟换美酒，成为美谈。杜甫与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会。

唐诗宋词如此，元曲明清小说也不例外。关汉卿《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金瓶梅》的发生地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多带有运河的痕迹。

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依托于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昆山腔，明代中叶以来独领风骚，以苏州为中心沿运河和长江四处扩散，成为明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

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两幅国宝级名画，一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5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开封的繁华；一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12米多长的画卷描写了清代苏州的富丽。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住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说，“四远方言总不同”，证明当时苏州居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都不相同。大运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济宁、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大运河的存在，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大运河逐步得到治理，借助南水北调，大运河重新恢复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大运河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这条大运河不会只留存于史料记载中，它是流动的、鲜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摘编自倪玉平《大运河，流动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