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经典琵琶古曲《阳春白雪》的响起，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于源春的音乐课开始了。虽然课堂现场没有学生，但在直播平台的另一边，却是湖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河北、黑龙江、广西、云南等9个省份22所学校的孩子们。

    这堂音乐课是“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统文化课”大型扶贫公益活动中的一场。据悉，活动将邀请包括书法、民乐、戏曲、节俗等各领域的专家，打造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直播课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乡村里的孩子们也能体验艺术之美，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美育的难点所在。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美育教育资源覆盖面”是重要的一条。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边远贫困地区小学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支持和辅导教师用好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将优质美育资源输送到偏远农村学校。

    在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上好传统文化课，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师资问题。在传统授课上，应继续推进特岗教师计划，并在更大程度上向音体美教师倾斜，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文艺志愿者开展课外辅导；在网络授课上，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积极性，联合建设美育资源的网络平台，开发更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育。

（摘编自《农村娃，上堂传统文化直播课》，《人民日报》2018年6月27日）

材料二：

人们对传统文化淡漠的原因

人们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建议

（摘编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当前，全球经济、文化交融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压力。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明确界定范围，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解释不够清晰。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并且，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政府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而社会各界参与文化传承的意愿不强，参与文化传承的渠道也不够通畅，文化传承成了政府的自娱自乐、自拉自唱，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同时，政府传承方式较为单一，无法引起公众兴趣，也不能形成有效对接，使得传播效率受到影响；或者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地将文化传承当成一种宣传方式，将人民群众当成被动接受和训导对象，这也使得传播受到影响。当前的传播手段还主要在纸媒，网络上应用较少，这也从侧面抑制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摘编自《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传承》，“人民网论坛”2018年5月9日）

材料四：

    怎样才能让文物活起来？专家坦言，要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化遗产；要让人民群众零门槛、无障碍地接触到文化遗产；要推出更多的精品展览，满足人民群众的鉴赏需求。在文物之外，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主要有赖于艺人代代相传。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除了需要孕育和培养“工匠”和“土壤”，如何让其焕发新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曾提议，将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实施“手艺农村”计划，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不少专家也指出，传统文化的复兴应当有所扬弃，须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霞也认为，不能盲目“复古”、“泥古”，要选择其与现代社会更契合的内容，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摘编自《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两会上这些声音值得关注》，“中国新闻网”2018年3月16日）

材料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地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理解支持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公民科学素质也是核心竞争力》）

材料二：本课题组针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答题的方式，题目包含三个领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能力。调查结果如下：

各地区分领域答对率

（资料来自《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2015—2016）》）

材料三：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2011年，日本发生的9.0级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掀起了一场抢购食盐风波，这凸显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紧迫性。而2007年广东和海南等地“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的谣传传闻满天飞，致使香蕉价格不正常地大幅下跌，蕉农损失惨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谣传。

（摘编自《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紧迫任务》）

材料四：

    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来源同材料一）

    材料一：

    最近，11岁的唐安琪将要动身去美国参加游学。为了短短13天的行程，她的妈妈秦女士支付了3万多元的费用。除了游学，秦女士还给女儿安排了暑期培训，花费5000元。许多孩子的暑假，如今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烧钱季”，不少家长感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其实，这种“烧钱游戏”的性价比并不高。一些游学机构动辄将出境旅游产品贴上“游学”的标签，改头换面之后抬高价格。实际上，很多项目仅仅是参观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而已。这类产品价格虚高，内容却是走马观花、蜻蜒点水、游而不学，很难实现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提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效果。

    另外，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暑假填得满满当当。在北京，一些培训机构里有的孩子一天5节课，1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安排下，孩子不仅难以用心投入学习，反而容易滋生厌学情绪，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摘编自《暑假变烧钱季，金钱和时间堆不出牛娃》，《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各年级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数量比重

    图1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图2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摘编自《当前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状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剧场之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但是如果前排观众为了看得更清楚，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劝不了，“剧场管理员”又熟视无睹，那么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就只好被迫站起来。最后的结果是，会场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都坐着与都站着相比，都是看戏，但是所有人都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也更累了。这种情景被称之为“剧场效应”。

    （摘编自《校外教育须警惕“剧场效应”》，光明网2018年1月8日）

    材料四：

    “减负”不等于降低课程难度、不要学生刻苦学习、让孩子无节制玩耍，而指的是减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负担”。对于“减负”，要坚定地“减”，更要科学地“加”。

    “加”在积极引导、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上。比如让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安排自己放学之后的生活：读书、做手工、练书法……通过积极引导，真正从育人角度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

    “加”还在延展书本、走向生活、接触社会上，让孩子们清楚知识的逻辑，明白成长的真谛，拓展思维的视野。科学“加”的最终目标是育人，每次活动要从主题出发，设定合理的课程目标，把握活动内容的关键要素，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在具体的活动中。学生在与同伴的交往以及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协助支持下，探究知识、发展素养、体验情感、塑造人格。

（摘编自《减负：“减”的背后应科学地“加”》，《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22日）

    材料一：

    共享单车需要消费者利用手机安装企业提供的APP，有偿使用企业提供的自行车分时租赁业务，有的企业是需要消费者预付押金才能租赁共享自行车的。我国共享单车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爆发，随后有近70家“玩家”跑步入局。而且，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附属品：共享经济，在共享单车的启发下，“共享+X”成了打开创业的新思路，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床位等等接踵而至。

    然而，在今年西伯利亚寒流袭来之前，共享单车的冬天就已经悄然而至。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倒闭的共享单车名单就能列出长长的一串：卡拉单车、悟空单车、町町单车、小鸣单车等。下面是来自易观智库的调查数据：

    从2015年年初，摩拜和ofo就保持着相似的融资步调。到今年六七月，摩拜和ofo先后完成E轮融资，摩拜的背后有腾讯、高瓴、红杉资本、启明创投等，ofo的背后有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滴滴等。

    （摘编自《百团大战到两强争霸，共享单车带来哪些思考》，2017年11月《新浪财经》）

    材料二：

    共享经济产业竞争越是激烈，越能促进优胜劣汰，从长期看，市场和消费者也就越能获利。共享单车发展到“下半场”，包括小蓝单车、酷奇单车等“力竭而退”的失败者多达六十余家。

    尽管共享单车市场尚未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摩拜和ofo双雄并立却是大局已定，胜利者有权也有义务收拾失败者的残局。从市场层面说，六十余家市场退出者留下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双雄”没有理由拒绝接受。群雄逐鹿的结果是兼并统一，全面接收失败者的资源、客户、份额是精明策略的首选。“双雄”之所以还有所犹豫，根源在于高额的押金债务和债务分配。其实，按照网络推广成本与预期份额计算的话，代偿失败者留下的押金债务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客户和份额，而且还能留下口碑和信用，这些实打实的积累，将成为“双雄”未来合并或对决的最大砝码。

    从法律层面讲，交通部等十部委出台的共享单车指导意见中明确，单车企业在“收购、兼并、重组”中要首先保障用户权益和资金安全。从政府监管层面看，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不能为经济社会竞争成本买单，更不能为资本盲动的损失买单。监管部门对押金等资金安全缺乏监管的教训，需要牢记于心，要夯实法律规定，做好消费者的守护人。

    本轮共享单车退还押金难的危机也提醒立法者：押金和预付款问题若不能正式写入立法，就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电子商务立法必须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摘编自朱巍《该如何收拾共享单车的残局？》，2017年12月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今年早些时候，支付宝已在全国五个城市开通快递借书和共享书架的服务，而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也试水了“共享书店”。所谓“共享书店”，就是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在线支付99元的押金，即可享受单次扫码借阅总价低于150元的两本图书，不过需要在10天之内归还。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1元“阅读奖学金”直接打入其“智慧书房”账户，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作为奖励。“共享书店”实际上是“有偿租书”，具有图书馆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共图书馆、银行，也进入共享图书市场。

    与网络书店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与读者深度交流。书店有其商业上的属性，书只是经营者与顾客众多交集中的一个，只有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营者的思维方式。这样，就有了“共享书店”的兴起。一方面，出借的图书归还后，基本还用来销售或再次借阅。如果有破损，可能会进行打折出售或捐赠，和出版社协商退回也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为读者降低了阅读成本和门槛，提高了阅读频次。

    “共享书店”是实体店服务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影、音乐、创意、生活”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公共性文化平台。

（摘编自汪昌莲《“共享书店”是服务转型的有益尝试》，2017年11月28日《联谊报》）

材料一：

中国故事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现状的丰富性，反映的是面对整个宇宙、社会和自然的多种境遇。要想更好地沟通世界、触动他者心灵，势必要让中国故事能够多角度提出和回答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层面的问题，多层次展现中国人面向全人类的坚守与胸怀。

讲故事作为文化行为要传达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积极的思想价值、道德力量，讲中国故事，就是沿着中国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鲜明传统，表达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诉求，书写中国人价值实现的积极努力，鲜明反映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但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产生密切联系，注重表达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并增强其说服力。正如学者刘梦溪所说，有一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一段历史，而是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历史段落，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在表述上、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可以通过互相阐释，达到理解和沟通”。如果离开价值观表达上的共通性，中国故事的辐射力就不足以很好地与世界沟通。当前不少文艺作品思想内容承载量有限，价值支撑不足，缺乏对普遍人性尺度的发掘，尤其是不少以玄幻、穿越等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似乎在努力传递一些是非诉求，但缺少真正富于世界性的、恒久的价值理念，能引起共鸣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凤毛麟角。

问题是时代最鲜明的声音。人类都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同样经历着生存、发展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对宇宙、自然、人生不断提出一些根本性疑问，地球上的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他人不断较量中成长与发展，经历着同样的根本性生存发展难题，提出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疑问，这是从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处自动流溢而出的，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正在于自由的个体心性对身处其中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切体验以及竭力脱困的奋斗。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以中国故事书写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与挑战。作家、艺术家历来得时代风气之先，把中国故事与人类的根本性困境联系起来，以故事幻想、发问和探究，才能使中国故事的建构与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忧喜相关、休戚与共。

讲故事有一条主旨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人性、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最隐秘之处，探寻人类精神的奥秘。讲述获得世界认同的中国故事，就要注重基于人类人性层面来思考问题，不单要注意选取受政治、地区、人种等因素影响较小的题材，找到跨文化传播中最普遍的共性，在创作中突出“人”的价值，捕捉“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律动，充分体现个体的价值精神，以及充分利用细节与接受者建立关联，而且还要注重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共同情感、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优点与缺陷上下功夫，以期让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得以实现。比如，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就在于作家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的精神世界密码。

（摘编自梁鸿鹰《讲好中国故事：当代文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统筹全局，创新传播理念，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顶层规划相对不足，话语体系滞后，经常被西方媒体抢先甚至牵着鼻子走，有时显得非常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竞争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媒体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作为，积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战略布局；加快对外传播的议题设置和规划工作，赢得广泛认同，进而占领引导舆论的制高点和“发球权”。

创新表达方式，提高业务本领，强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也要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既要有道，也要有术。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练好内功，主动提升全球媒介沟通和传播能力，加强对国外不同受众习惯和特点的研究，以融通中外的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

弹好“钢琴”，积极拓展公共传播新路径。媒体外交、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应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全面、及时、权威地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应组建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传播矩阵”，弹好“钢琴”，发出中国好声音。

（摘编自郑少忠《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敢讲”又要“善讲”》）

材料一：

94岁的艺术大师黄永玉上台给比自己小整整30岁的故宫院长单霁翔颁奖。

“故宫很具体，走遍9000多座房屋，1200多座建筑，每天沿着宫墙走一圈，踩破20双布鞋。”

这是2018年12月15日“影响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盛典上的一幕。故宫博物院长单霁翔荣获年度文化人物。

2012年年初，故宫正低潮。深陷失窃、会所、错字、拍卖、封口、瞒报、逃税等“十重门”。

58岁的单霁翔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新院长。大家都很关心新官上任会有哪三把火，单霁翔却笑言：我一把火都没有，因为故宫古建筑群最怕火。

上任伊始，单霁翔穿着一双老布鞋，带着助理，绕着故宫走了一圈儿。故宫的1200座建筑，9371间古建，凡是门都要推开看一看。

从位于神武门西边的院长办公室出门向西，沿故宫红墙逆时针行走一圈大约4公里。自2012年初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至今的每个工作日，这样的例行巡查已经让单霁翔走坏了20多双布鞋。

大夏天，助理脖子上挎着相机，吭哧吭哧跟着跑，偷偷抱怨：“跟着我们院长，费鞋。”

故宫收藏着众多文物，鲜有人能够将其数得一清二楚，但单霁翔做到了。他可以将文物数量精确到个位数：

1862690件（套），这是2016年底的数据。

（摘编自《故宫，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材料二：

对于几个世纪前的外国人来说，进入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的宫廷甚至面见皇帝，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到中国，就将此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在中国生活了接近二十年后，他才终于得到机会，一睹紫禁城真容。

利玛窦在札记中记录，他们被召入一间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

此时高居圣位的是明朝倒数第四个皇帝万历，他已取消了早朝。这些洋人被领到空空的宝座前行礼，一名朝官在旁按时高喊鞠躬，起立，以及“其他应该遵守的程式”。

这次机会得益于利玛窦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一座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的兴趣，奏折呈交了半年以后，据说皇帝突然想起来，问身边人，“那座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座钟！”

利玛窦自此获准留在京城，不时入宫担任钟表匠。

利玛窦始终没能见到皇帝，这一突破要交由他的后继者来实现。据统计，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有近千人，其中不少供职于宫廷，从事天文、医药、翻译、绘画等工作，甚至身居高位，与皇帝私交甚好。

地球彼端，他们的家乡欧洲兴起了一场持续上百年的“中国热”。英国花园里出现了中国凉亭，乔治三世和华盛顿留起满人辫子，一位冒充康熙女儿的“中国公主”震惊了巴黎上流社会。伏尔泰、莱布尼茨、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以中国为参照，对欧洲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

（摘编自李慕琰《故宫六百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材料三：

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故宫，我们需要放到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去认识它。紫禁城的营建规划，受到《周礼·考工记》的深刻影响，处处彰显自古沿袭的都城营建原则。

紫禁城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三重城制度，还附会了“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五门三朝”等古制布局，体现出儒家的理想追求，成为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最高典范。

紫禁城建筑的设计理念，映射着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中和”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和”的概念，日益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而中华民族的这一理想追求，就集中体现在紫禁城之中。紫禁城建筑南北取直，左右对称，笔直的中轴线贯通子午，前三殿与后三宫在中轴线上均匀排布。前三殿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和”字，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

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使节、传教士来到紫禁城。这些外国人士进入中国后入乡随俗，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积极适应，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从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进京开始，连续237年，都有具有专业技能的西洋人为紫禁城服务，他们在皇宫中从事绘画、钟表、医药等方面的专业工作。清宫绘画作品中，就有不少出自西洋宫廷画家之手。在中西画师的交往过程中，欧洲焦点透视画法与中国笔墨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新画风。不同于中国的水墨写意，西洋画师郎世宁、贺清泰、潘廷章、王致诚等人画出的人物、花鸟、马匹、大象等，都逼真写实，栩栩如生。如《哨鹿图》《贲鹿图轴》《贡象马图卷》等，都是此类佳作。

新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在故宫博物院多次举行。展览为弘扬传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注入永续之力，为研究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共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新思路。

故宫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各国文化在此交流、交往、交融，中华文明在此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这种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突出了中华文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章丽《故宫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