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汝珍（1870—1942年），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广东清远人，清末民初法学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按照惯例，甲辰恩科的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其中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虽然文词畅顺华丽，但字体却为粗笔楷书，因慈禧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故看后不禁连连摇头。再说，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与“诛”同音。珍妃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改良，被推入井中溺死，“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相反，慈禧觉得刘春霖这个名字有吉祥之兆，又是贵州人，便将他提升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榜眼了。

事实上，“一带一路”推动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更是文明互通的基础建设，是连接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带”与“路”。它以文明对话为引领，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与交流融合，其路径很清晰：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贸易发展紧随，伴着人民交往、文化交流，逐渐实现沿线国家民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最终达至民心相通，文化相融。

    以前的经济，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而“知识经济”则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因此，“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是一种新型的经济。

    金庸创造了江湖，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定义了真正的侠义精种。金庸去世，一代宗师，绝迹江湖。日前，金庸经典代表作《射雕英雄传》被英国出版社出版，说明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兴趣在加强。但英文版推荐文字称之为“一部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在过去，中国文学“走出去”，主要依赖港澳台文学，而大陆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获得外国文学奖项，都是值得在文学界“上头条”的事情。而在今天，莫言、刘震云、贾平凹等作家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及其背后的西方对中国文学认同感的加强，都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文学“走出去”，既必要又迫切，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所说，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在未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里，既要找准自己的优势，汲取西方优秀文学的资源，又要与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相呼应，展现发展中大国的文化自信与光辉形象。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可以说市域社会治理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改革不适应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制，加快构建适应社会治理体系，才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等各类要素越来越向市域聚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立足实际对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有助于高效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各类问题，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