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爿店，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往下边张望。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拉着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上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

    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那人醒了

【法】维克多·雨果

    天主堂的钟正敲着早晨两点，冉阿让醒了。

    那张床太舒服，因此他醒了。他没有床睡，已经快十九年了，他虽然没有脱衣，但那种感受太新奇，不能不影响他的睡眠。

    他张开眼睛，向他四周的黑暗望了一阵，随后又闭上眼，想再睡一会儿。

    假使白天的感触太复杂，脑子里的事太多，我们就只能睡，而不能重新入睡，睡容易，再睡难。这正是冉阿让的情形。

    他不能再睡，他便想。他想到许多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却反反复复一再出现，并且排除了其余的事。这一件，我们立即说出来，他注意了马格洛大娘先头放在桌上的那六副银器和那只大汤勺。

    那六副银器使他烦闷。那些东西就在那里。只有几步路。刚才他经过隔壁那间屋子走到他房里来时，老大娘正把那些东西放在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了那壁橱。进餐室，朝右走。那些东西多重呵！并且是古银器，连那大勺至少可以卖二百法郎，是他在十九年里所赚的一倍。的确，假使“官府”没有“偷盗”他，他也许还多赚几文。

    他心里反反复复，踌躇不决，斗争了整整一个钟头。三点敲过了。他重新睁开眼睛，忽然坐了起来，伸手去摸他先头丢在壁厢角里的那只布袋，随后他垂下两腿，又把脚踏在地上，几乎不知道怎样坐在床边的。

    他那样坐着，发了一阵呆，房子里的人全睡着了，惟有他独自一人醒着，假使有人看见他那样呆坐在黑暗角落里，一定会吃一惊的。他忽然弯下腰去，脱下鞋子，轻轻放在床前的席子上，又恢复他那发呆的样子，待着不动。

    在那种可怕的思考中，我们刚指出的那种念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翻搅着，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使他感受到一种压力；同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梦想中那种机械的顽固性，想到他从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叫布莱卫的囚犯，那人的裤子只用一根棉织的背带吊住。那根背带的棋盘格花纹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显现出来。

    他在那样的情形下呆着不动，并且也许会一直呆到天明，如果那只挂钟没有敲那一下——报一刻或报半点的一下。那一下仿佛是对他说：“来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一会，再侧耳细听，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小步一直朝前走到隐约可辨的窗边。当时夜色并不很暗，风高月圆，白云掩映；云来月隐，云过月明，因此窗外时明时暗，室内也偶得微光。那种微光，足使室内的人行走，由于行云的作用，屋内也乍明乍暗，仿佛是人在地下室里，见风窗外面不时有人来往一样，因而室内黯淡的光也忽强忽弱。冉阿让走到窗边，把它仔细看了一遍，它没有铁闩，只有它的活梢扣着，这原是那地方的习惯。窗外便是那园子。他把窗子打开，于是一股冷空气突然钻进房来，他又立刻把它关上。他仔仔细细把那园子瞧了一遍，应当说，研究了一遍。园的四周绕着一道白围墙，相当低，容易越过。在园的尽头，围墙外面，他看见成列的树梢，彼此距离相等，说明墙外便是一条林荫道，或是一条栽有树木的小路。

    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我的主教，我的主教，”她喊着说，“我的主教，那个人已经走了！银器也偷去了。”

    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

    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

（选自《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有删节）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留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减）

楼道里的小狗

顾东升

    第一次见到这只狗，是在五楼白老师家的门口，楼道很窄，它看到我时神情有些惶恐，左躲右闪。我有点好奇，却也并没有太在意。随后一连几天都看到它，才从妻子那里得知了一些缘故。这只流浪狗是白老师带着“嘟嘟”遛弯时遇到的，大概是因为对“嘟嘟”的神采过于钦慕，便一路跟来且不愿离去。

    和白老师一样，妻子不仅不撵走这小狗，而且时常喂给它一些食物，我没有反对，只是叮咛注意卫生，别带回家里来。

    说这小狗也的确有些乖巧，它总是安安静静的，除了一只受伤了的眼睛有些骇人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妨碍，甚至如果没有眼睛的缺陷，它几乎可以说是漂亮的，有着小巧玲珑的身体，黑白相间的毛色。虽然缺乏梳理，却也不像大多数流浪狗那样邋遢糟乱，它总是小心翼翼地蹲卧在那里，好像知道只有如此才会得到人们的宽容，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长久地寄居下来。

    由于大家的友好相待，小狗表现得越来越放松，逐渐显露出活泼顽皮的本性。每当妻子下班回家时，它便早早地听出了脚步声，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摇头摆尾地迎接自己心中的“主人”。待到上班时，它便尾随其后。如果遭到驱赶，就装作不相干的样子闻闻这儿嗅嗅那儿，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跟屁虫。看到妻子蹲下身去拍摄地上的落叶，它便立时来了精神，连蹦带跳地跑过来用嘴巴抢夺那些叶子，恣意嬉戏在洒满秋色的草地间。

    与流落街头相比，这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安逸的。尽管仍然被拒之门外，但毕竟有了食物的保障，也有了来自人有限的关爱，小狗身上渐渐地散发出光彩。

    可是有一天，妻子对我说小狗好像遇到了点麻烦。当它又像往常一样跟随后面伴行时，有几个小男孩迎面走了过来。小狗看到后立刻夹起尾巴一溜烟逃到了很远很远的墙后，并不停地伸出头来望。那体如筛糠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像遇到了天敌一般。妻子反复描述小狗的惊惧样时，我不由联想起它受伤的眼睛，也似乎看到了那些无知顽童的恶行。

    傍晚时，它一瘸一拐地回来了，眼神里又重现出先前的惶恐与戒备。好在这儿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息地，几天后，它终于从暗淡中恢复了过来。

    楼下有人提意见了，小狗吃不完的食物招来了老鼠，令他们很讨厌。我对妻子说，别喂了，让它自己慢慢离开吧，找一个新的去处，何况天冷了怎么办？

    冬季来了，已经零星地飘了一场微雪。虽然有人担心小狗如何过冬，但好像谁也没有精力和勇气真正地领养它。妻子在网上查了查就近收养流浪狗的信息，反倒觉得心里愈加沉重。这些地方大都狗满为患，食物短缺，生活困难。天越来越冷，我看到楼道里的小狗努力地把身体藏在一摞旧衣服堆里取暖。

    时间就这样在焦灼和无奈中度过。

    这一天回到家，妻子对我说小狗被送走了。

    “谢天谢地，送哪儿去了？”

    一大早，白老师先给小狗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并给它说明原委，说着说着便流下了眼泪。小狗却出奇的镇定，它默默地、温驯地接受着，好像知道就要拥有一个稳定的、安全的、温暖的、真正的家了。白老师抽泣着告诉妻子说，小狗临出发时特意上楼到我家门口走了一圈，闻闻门框，嗅嗅食碟，随后便安安静静地上车而去，就像它安安静静地来一样。

    “今早太忙刚好没有喂它。”妻子说到这儿眼眶里涌出了泪水，我安慰着，“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自己的喉头却也隐隐有些发紧。我找不出伤感的理由，因为一切似乎都那么寻常。小狗总归是幸运的，它终于得到了和那些有主人的小宠物们一样的没有歧视的爱。世间的善恶真假，它完全明白。

    不知何时，我作为人的高傲早已被融化了。

（选自《散文选刊》2017年6期，有删改）

死亡重奏

西元

战壕里的黄土微微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停歇了片刻，黄土又轻轻动了一下，并鼓出了一个小包。这个小包不断壮大，一些黄土屑从小包的顶部快速滑落。然后，一片带血的指甲露了出来，再然后，是一根又黑又粗的手指。指甲龟裂乌黑，手指满是伤疤，这只手努力地向上举，仿佛要找什么。后来，整个一只手掌也露了出来，五指如钩。接着是一只手臂，啪的一声，拍在了战壕壁上，指甲深深嵌进冻硬的黄土中，向下用力，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许久，这只手臂似乎在积蓄着力量，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猛然间，一个浑身烧伤的战士从黄土下站了起来，军装碎烂，几缕布条在风中飘荡，铺天盖地的沙尘从头上，从身上洒落。他满脸血红，脸颊上几片白肉翻卷着。他瞪着垂死挣扎的公牛一般的红眼珠，推开战友的尸体，操起了一挺重机枪。

接团里命令，我们连守7号高地，阻止美军一个集团军和南朝鲜十来个师向南逃窜。

守多长时间？

五天、七天，说不好，一二三师什么时候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去。

连长，我得守多大的一块地呀？

富贵，你是个老兵了，这事儿还要问我吗？

你还是给我划道线吧，没这道线，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没办法呀！

好，好，好，我用脚尖给你划道线，你这个富贵啊，榆木脑袋。

嘿嘿嘿，你划了这道线，我心里就亮堂了。你放心，我不会让鬼子越过去半步，这一亩三分地儿，就交给我了。

二十年前，上官富贵他爹把自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地契攥出了血，狠狠心，卖了个女儿，换回了十斗粮，使全家活过了荒年。十六年前，河南大旱，上官富贵他爹饿死在了炕头，枕头下面还压着这张地契，临死前对上官富贵说，记住，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十年前，全村男子与临村发生了械斗，死伤数百人，就为了能给自家的地里多浇几桶水。八年前，黄河决口，上官富贵家的地成了一片汪洋，颗粒无收，全家九口逃往陕西，但仅他一人活了下来。彼时，上官富贵浑身上下没有一颗粮食，只在衣襟里缝了一张地契。

无数颗炮弹，像犁一样，把高地深深地挖了个遍，就像用五指梳理一小块沙地，你觉得这沙地里不可能再有什么生命了，可是，炮击停止的时候，仍然有数不清的战士，像遗落在土里的黄豆粒一样，从雪地下钻出来。

上官富贵晕晕乎乎地坐起来，拍了拍头发里的土，摸了摸浑身上下，没少一个物件。他既不庆幸也不后怕，这一刻，没有眼泪，没有语言，没有笑容。他像拿起一根锄头一样拿起落在身边的步枪，趴在地上，从容不迫地向冲上来的美军士兵瞄准射击。

才打了三五发子弹，美国人就冲到了连长给他划的那道线跟前，眼看就要踏过去。上官富贵这才有点急了，他用和爹一样黑粗、皴裂的长手，握住刺刀，猫起腰，向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美国人冲去。美国人蓝眼睛，长胡子，样子很陌生，又很凶神恶煞，他狂叫着外国话，似乎想吓唬眼前这个瘦弱的河南农民。他一手拿着刺刀，另一只手里握着把手枪，枪管对准上官富贵。可是上官富贵的眼睛并没看他，对那黑洞洞的枪口也很漠然。他不过是低着头，死死盯着那条划在地上的线，心头总是想着爹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一颗子弹穿过上官富贵的胳膊，扯开了一缕布条，可他竟然没什么知觉。又是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肚子，上官富贵低头看了看，觉得自己既然能活着逃到陕西，就一定能再冲上几步。美国人到死也没看清楚，这个瘦得像野狗，衣着破烂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是怎样冲到自己跟前，又是怎样从斜下方，用刺刀戳穿了自己的脖子的。

不知过了多久，美国人撤退了。上官富贵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血也在流尽，他特别疲劳，好像自己走在逃荒的路上。他晃晃悠悠地走在破败不堪的高地上，看到一个美国大兵仰躺在地上，腿断了，睁着眼睛，还活着。他走过去，美国人伸出双手，仿佛是投降，也仿佛是向他求救。上官富贵木然地望着地上的俘虏，良久，他似乎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一丝软弱，一丝无助，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丝歉疚，如同当年村子里的男人抢吃他家青苗时的眼神。于是，他叹了口气，走上去，弯下腰，拽住他的一只手，用尽力气将他拖进了战壕里。

天黑了，严寒来了。上官富贵一屁股坐在俘虏对面，慢慢闭上眼睛。

一片雪花落在弹药箱盖上，大风吹来，它微微颤动了几下，又一次飞起，落到一张苍白的脸上。这张脸和雪一样白，一样冷，眼睛睁着望着天空，眼眶乌黑，深深下陷。雪花滚过冰冷的鼻尖、额头，又一次在风中高高飞起，打了几个空翻，挂在一杆步枪的刺刀刃上。刺刀覆盖着一缕缕干涸的血迹，翘起一层一层的硬皮。

（节选自西元《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