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之“数”

王传林

    ①“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值得多维探寻。

    ②“数”作为存在，是一切存在之定在的敞开与涌现。当“数”成为人感知与思考的对象时，它便有了被抽绎与量化的可能，从而使其与存在本身相分离，继而成为一种理念或思想。

    ③继轨前人，董子提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等。在他看来，万物之中存在“数”，天亦存在“数”。或曰，“数”作为存在拥有物自体隐存的幽暗与形上之天所涌现的神秘，由数至数字的过程则是试图摆脱幽暗与神秘并使之明朗与清晰的过程。在董子眼中，数字是最纯净、最明晰和最抽象的定在，从而凡物皆成可度量、可重复或可显现的图式；同时，数字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拥有言说的力量，拥有建构理论世界的力量。简言之，“数”作为存在之定在向人揭示宇宙的图景与结构，其中蕴含着天道、善与美的敞开与涌现。

    ④人是“思”的主体，“数”是“思”的对象；人在思时通过数字符号面向存在。董子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由“一”推演出“二”（阴阳）、“四”（四时）、“五”（五行）与“十”（十端）；同时，他又以“五行”配“五常”，以“四时”配“四政”。值得指出的是，董子认为“十”具有圆满性、人伦性与道德性。由“一”至“十”，“数”完成符号化推演。数的符号化意义则在于数字被引入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董子意在为现实伦常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建构寻找形上依据并试图解决其合法性的来源问题。

    ⑤董子语境中的“数”之于一切存在是一种尺度——价值尺度。董子认为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一切规则皆有定数，而且不可违反；否则，即便是皇帝也会受到“天谴”。在董子那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因此，“数”成为“君权天授”理论的凭证。可以说，数的存在使天、人、政三者之间有了同质与贯通的基础，也使得王者可以按照数的尺度去看待一切客观存在，进而得以完成伦常制度与政治架构的设计。

    ⑥董仲舒用数与数字来解构一切存在（包括人自身），他建构了系统的数字诠释学，提出了颇为典型的诠释范式。其中，以数释天是形上依据，描绘的是自然图景；以数诠经是理论源泉，描绘的是历史图景；以数解人是基本环节，描绘的是身体图景；以数统政是理论旨归，描绘的是政治图景。

    ⑦“以数统政”是理解其数字诠释学的关键。董子认为“王者制官”是通过“条天之数”与“备天数以参事”来实现的，其要旨是“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简言之，通过“人副天数”与“官制象天”，“天数”得以向“人”与“制”扩展。或曰，现实政治制度的内在理性应该源于天数，否则将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东方睡狮”考辨

智效民

    把中国比为“东方睡狮”，好像出自拿破仑之口。最初听到这个说法，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睡狮一旦苏醒，其作用和影响可了不得。没想到后来读《江穰卿笔记》，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汪穰卿笔记》是汪康年的笔札汇编。汪早年入张之洞幕，后来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并先后创办过《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刊物，是晚清以来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该书卷八“琴瑟寄庐类稿”中，有“睡狮”条曰：西人说中国是东方睡狮，我多次打听是什么意思，对方总是笑而不答。后来碰到一位驯兽师，才明白其中含义。驯兽师说，过去的驯狮办法，是让母狗哺育幼狮，让其在成长中具备狗性，以免伤人。后来发现这办法不灵，就改用涂抹鸦片的牛肉来喂它们。这样一来，狮子在上台表演时，表面上还能张牙舞爪，大声嗥叫，实际上却少气无力，昏昏欲睡，就好像是在梦里说胡话似的，不会危及人的安全。于是，人们便把这种“殆将长睡，永无醒时”的畜生，称之为“睡狮”。看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本还可以给国人带来一点安慰和希望的“东方睡狮”之喻，竟然是这个意思！

    说到鸦片，只要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中国泛滥成灾？其中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对此，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早已指出：外来祸患固然重要，但内政修明才是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是个法制有名无实、民生痛苦万分、“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的社会，所以才无法阻止鸦片的泛滥，才错过了一次“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的机会。另外，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论及清军的状况时也说，这支军队不仅有吃空额、克扣兵饷等陋规，还要把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其中，浙江武官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将战船租赁出去进行走私等现象尤为严重。于是，整个社会就像作者所感慨的那样：“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毒化着社会空气，腐蚀着人的灵魂。

    这让我想到关于拿破仑的另一则轶事。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过：“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他还说：“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一开始我还不大明白“伟大的国家”与“五百法郎”有什么关系，参照所谓睡狮之喻，我才发现“伟大的国家”云云，不过是一种反讽，那意思是说：“尽管他的国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只要给他五百法郎，他就会出卖自己的人格，变成你的奴才。”难怪那位驯兽师在解释睡狮的含义时，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贵国之大，犹狮子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看来，如果说鸦片是一种人体腐蚀剂的话，那么，贪污腐败则是一种社会腐蚀剂。驯兽师所谓“奚止于鸦片耶”的疑问，显然与这种社会腐蚀剂有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汪康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如今，距离汪氏所处的时代又过去100多年了，他所谓“复民权、崇公理”的愿望，不断地有人提出，又不断地归于失败。大约十几年前，龙应台在比较了汪氏之语和李慎之的论述之后，曾有如下感慨：如果总是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说到这里，她也忍不住地说：“温习中国近代史，翻过一篇又一篇文章，不免生气；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选自《齐鲁晚报》）

    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②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③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④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⑤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材料一

    “您的包裹已放在小区快递柜，取件码XXXX，请及时领取。”这样的短信对于习惯网购的用户来说并不陌生，与此同时，快递小哥送货的电话却日益稀少，“不告而投”和“懒人快递”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投递快件后应及时通知收件人。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用户从快递柜取件，多数是免收服务费的，但快递员存件需要付费，其中最小的格口费用是两角钱，中号的格口是四角钱，最大的格口是六角钱。虽然有些快递公司会给快递员进行补贴或者费用返还，但也有不少公司规定，快递柜使用费由快递员承担。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快递员愿意自掏腰包。有快递员表示，通过智能快递柜派件的效率提高很多，原先一天往往派件100个左右，但如今通过智能快递柜可以派件150个到160个。在效率和成本压力之下，快件入柜也成了多数快递员的无奈选择。

(摘编自“央视财经”2019年10月31日)

材料二

    快递送货上门、当面验货是基本要求。《快递暂行条例》对快件投递当面验收也有明确规定。有些价值较高的货品必须当面验收，如果不顾用户要求，将快递一律放到快递柜里让用户自取，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理。尽管部分消费者送货上门的需求不太强烈，也有消费者认可存放超时收费的做法，但提前征求消费者的意见很有必要。

    落实好快递柜服务新规，快递公司要制定详细、完善的规章制度，秉持用户至上原则，要求快递员在把快递放进快递柜之前，先征得用户同意，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快递末端服务。同时，应加快对快递自动化、科技化软硬件的逐步升级，科学派单，提高快递员的工作效率。此外，快递员也要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对于一些大件物品、必须当面验收的物品及收件人要求送货上门的物品，必须依照与用户约定的要求提供服务，不能仅顾自己方便，给消费者造成不便。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9年10月30日)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丰巢快递柜取件时出现“支付一元钱赞赏”才能开柜。有市民质疑，丰巢快递柜存在诱导付费行为。对此，丰巢方面回应称，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赞赏，亦可“跳过”直接取件。

    10月9日，家住成都的周女士下班回家收取快递员暂放在丰巢快递柜的包裹时，发现屏幕上显示该件已保管7小时，需要支付一元钱赞赏才能开柜取货。付款后回家上网搜索，才发现支付步骤是可以跳过的。

    有用户吐槽称，丰巢快递柜默认提示支付一元钱赞赏才能开柜取件，而“跳过赞赏”字样不但是灰色的，还又小又透明，网上误付款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对此，丰巢客服回应称，存件大于等于7小时，丰巢快递柜确实会弹出赞赏打款的页面，但可以点击“跳过赞赏”进行免费取件，不会强制收费，即使超过24小时也不会强制收取费用。

    丰巢相关负责人表示，收费模式的实施是实际运营中摸索出的必然结果。“由于市场巨大，快递柜投放量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导致丰巢快递柜在免费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占柜’行为，为了提高快递柜使用率，公司逐渐开始对快递员收费。”

    《电商报》了解到，《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201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该管理办法对运营智能快件箱企业进行了规范和要求，其中明确规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保管期限内不得向收件人收费”。

    另据了解，2019年9月25日，全国首张快递柜经营许可证诞生，由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获得。

(摘编自“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