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琳克洛德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羁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滑在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囹标再不会摸起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墨香阅读和指尖浏览，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这个问题不仅关乎阅读方式的选择，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即阅读场景的变革。以前，人们的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克服“阅读危机”，正确的方式不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APP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增加了文化厚度。

    当今时代阅读场景的变快，提示内容制造方必须以更加用心的方式装订内容，给人们提供新的阅读体验和知识服务。今天，制造信息的技术鸿沟已被网络填平，人人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这也是自媒体崛起的背景。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提升“单位面积”内的阅读质量。网络时代的阅读，可以更精彩。

（2016年08月04日是《人民日报》）

材料一：

    现在人们提及的碑碣，一般指各种各样的刻石，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但在古代，碑、碣则是石刻家族众多成员中相互独立的两类。

    碑是指长方形的刻石。汉以前的碑是无字的，其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立于祠庙门前，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二是立在皇宫中，作为观测日影和计算时间的工具；三是竖在墓旁，在中间的上部穿一个圆洞，用来把棺材放到墓穴中去。碑上刻字，大概应追溯到西汉晚期，当时有人在墓前石碑上刻写亡人功绩，便于他人看到。随着此风的盛行，碑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而不刻文字的石板反倒不能称为碑了。

    碣是指圆形的或形状在四方和圆形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在唐代，碑和碣还是有区别的。唐代丧葬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准许立碑，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立碣。古代刻石中，极少有名符其实的碣。有的是名为碑而实为碣，有的则是名为碣而实为碑，天长日久，碑碣就成为一个概念了，并以此来统称刻有文字的石刻。值得一提的是，碑的出现晚于碣，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就是碣，其形状上小下大，顶部圆形，底下则是平的，四面近似于四方形，刻辞就刻在这四个面上。

    这些刻辞，最初仅是记录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后来又加入了有关死者的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颂扬和悼念的诗铭，文辞逐渐增多，碑文便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路人可凭此详细地了解墓主的情况。这种立于墓前的碑，叫做墓碑。

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拴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南北朝时，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人物，开始有了记事、颂扬功绩的成分。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书法艺术的碑。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选自《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二：

    ①碑首是碑的最上部分。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早期的碑首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唐时，碑首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好后装配而成。此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②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碑阳。其反面则称为碑阴。有些较厚的碑版，两边也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一块由碑阳、碑阴、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③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阳上。碑阴一般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款式包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有的碑阴则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这一类碑阴文字，凡与碑面有关系的，除题名外，都称为“碑阴记”。还有许多碑，碑阴原来没有刻字，后人利用这块空白石面，或磨灭原来的碑阴文字，另外镌刻新的碑文。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了，但做著录时，还应以早先所刻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④有些较厚的碑版，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在左侧续刻。但一些名碑的碑侧主要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饰。

    ⑤有些碑碑身沉重，为防止其沉陷，人们就另刻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板，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

    ⑥碑各部分的大小要根据碑身的尺寸来确定，目的是突出碑身的庄严高大。以碑座为例，常见的鳌座长度等于碑身宽度的两倍，高度为碑身高度的百分之四十五。

    ⑦我国碑碣的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一些流传在世的碑碣及其拓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而且，这些碑文多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所书，篆、隶、行、楷各种书体都有，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这些碑碣大多摹刻精良，神完气足，风格多样，是人们欣赏书法艺术、临习书法的范本。此外，古代的石碑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装饰和图案花纹，使碑刻成为书画俱佳的艺术品。

（取材于《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三：

    纪念碑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它的安放场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场所往往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让参观者感动、记忆，并受到某种精神感召，实现自我反省，以独特的方式达到纪念的目的。

    我国纪念碑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为了纪念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决定在北京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为此，特别成立了建设纪念碑的专门委员会，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1年8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将挑选的三种方案送呈市政府审查。时任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正在病中，他认为送呈的方案缺点甚多。于是在病床上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该方案）无论在整体形体上、台（碑座）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象征性建筑。因此，两者不宜采用类似的形体，否则，二者不能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梁思成还在病床上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北京市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方案，在纪念碑建设委员会进一步的设计下，完成了纪念碑的设计。纪念碑于1952年正式动工，1958年建设完成。建成的纪念碑碑首采用庑殿顶形式，碑身高大，用天然花岗石镶面。它坐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中心，正如梁思成所设想的：“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取材于《中国小品建筑十讲》）

材料一：

    什么是数据？数据（data）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在英文中的一个解释是“一组事实的集合，从中可以分析出结论”。笼统地说，凡是用某种载体记录下来的、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种信息的，就可称之为数据。古人“结绳记事”，打了结的绳子就是数据。步入现代社会，信息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载体也越来越多。

    什么是大数据呢？量的增多，是人们对大数据的第一个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各个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増长。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数字数据的数量每3年多就会翻一番。

    大数据区别于数据，还在于欻据的多样性。正如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指出的，数据的爆炸是三维的、立体的。所谓的三维，除了指数据量快速增大外，还指数据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数据的多样性，即数据的来源、种类不断增加。

    数据是一种资源，但数据又跟煤、石油等物质性资源不一样。物质性资源不可再生，你用多了，别人就用少了，因而很难共享。数据可以重复使用，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资源的使用是非恶性竞争的，共享的前提下，更能够制造双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据如果不被融合、联系在一起，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

（选自刘军《大数据是“原油”，不是“汽油”》）

材料二：

    5月12日，2019首届天府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2018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在当天正式发布。

    就全球趋势而言，2018年大数据市场总体价值约420亿美元，其中大数据软件市场价值约140亿美元。该报告预估，大数据服务和硬件市场规模在经历2016—2022年的快速增长后，将放缓增长趋势，而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仍将保持10年的高速増长。

    与此同时，伴随21世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世界各国无一不在觊觎着红利可观的大数据市场，但由于各国基础实力、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大数据发展正面临不均衡的市场分布问题。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大数据开放建设程度的分析，韩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印度、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俄罗斯处于第二梯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放数据程度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分值呈现较大差距。

以全球大数据发展情况为背景，报告进一步分析到，中国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正处于积极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实施路径是由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为点，逐渐形成国家层面的数据开放。从具体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数据产业相关人才数量占全球总数的59.5%，排名第一，其次为占比22.4%的美国。另外，2018年中国大数据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和相关技术专利数量在全球比例均超过了美国，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在此优势之下，中国如何实现后发赶超？报告指出，政府掌握着70%左右的高价值数据集，因此，政府大数据汇聚共享开放将是实现数据全面共享开放、进而更好发挥其价值的关键。

（选自2019年5月13日《成都商报》）

材料三：2017—2018贵阳数博会参会人员停留比较图

上图为2019年数博会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各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同比增长率。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草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陣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我国诗歌史上，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艺术思维方面，用事本身就与比兴关系密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较早阐发何为用事，他将用事解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汉代以来，文人诗中，如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阮瑀咏隐士诗“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都是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会合勾连。以自然物象来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来比兴，在思维上并无本质差异。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总体上是与比兴相结合的，而这种艺术技巧在阮籍《咏怀》组诗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南北朝时期，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趋势发展，同时也逐渐流于排偶和铺陈，用事开始与比兴的艺术精神相疏远。《南史》记载，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谢灵运、颜延之更是精于用事的大家。用事在当时成为一种值得炫示的诗歌技艺，也引发了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批评。在南北朝后期，随着五言新体诗的迅速发展，用事更加与排偶、声律要素紧密交织，进一步成为新体诗创作中语言修辞的常见现象。到初唐时期，随着官方类书编纂的影响加大，用事的繁复程度和藻饰效果趋于极致，同时也在创作精神上与比兴传统十分疏远了。

盛唐诗人用事重新与比兴诗学传统呼吸相通，恢复了用事与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对诗歌用事的要求是，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在诗歌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是离还是合，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一种修辞的愉悦、学问的炫示，还是将用事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盛唐诗显然是属于后者。

盛唐诗歌中用事与比兴的结合，在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诗人引用古代贤臣高士、英雄豪杰的事迹来抒写他们对于政治抱负、人生道路的思索。所用之事与所抒之旨，构成一种兴发感怀的艺术张力。从典故的内容来说，虽然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如王维擅用佛经典籍故实、李白喜用道家神仙故实、孟浩然诗中化用儒家经典之语等，但通观盛唐诸家，共性是更主要的一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唐诸家还较为集中地化用三代两汉以来的贤臣良将、英雄豪杰、隐士高人以及魏晋名士的事迹，表现他们对功业理想、人格境界的追寻。这种取用历史人物典故来表达人生志趣的做法，在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贫士》等作品中已经运用成熟。但应注意这在魏晋文人诗的传统中，主要还是诗人个人的创作喜好，到了盛唐时期则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时代共性。

如盛唐诗人常以严子陵垂钓、葛洪修道的典故，表达隐逸求道的志趣。岑参在终南山隐居读书期间作诗云：“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陶翰游宿天竺寺也有诗道：“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又如对《楚辞》中渔父形象的发挥，也是盛唐诗人所喜爱的，往往用以表达超脱世情、自由适性的共同旨趣。当时诗人笔下多有“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等自比渔父的例子，李颀《渔父歌》中更发出“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之叹，剖白“所欲全吾真”的坚守。再如盛唐诗歌中常以英杰良臣的典故，表明诗人建功立业并功成归隐的理想，这一点在李白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每每以这些人物行迹来表现他对人生道路的期许，如“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纵然失意之际，也以“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自励。这种诗歌用事的意义，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合于当代士人价值心态的典范形象，从而更为深切地抒写诗人当下的志怀。

从盛唐诗用事的艺术效果来看，故实与兴怀相冥合，往往能创作出含意丰富的佳句，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将谪宦之际高洁自持、清静自守的心意巧妙寓托；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委婉得体地寄托士子欲求援引的心声。“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这类以事典寄托怀才不遇感受的诗例也十分多见。这类典故大多融入了作者的情志，加以艺术形象的提炼，最能体现盛唐诗家对用事艺术和比兴精神的融合。

总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用事与比兴诗学精神的融合，体现得尤为充分。盛唐诗人将用事与比兴的融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诗歌走出了南北朝以来以用事炫示富博的风气，也跳出了初唐在类书助长下普及的模式化、套路化的用事思路。盛唐诗歌的用事艺术，可以说总体上是围绕唐人“兴寄”“兴象”这类核心的诗学观念来活化的。

（摘编自黄琪《盛唐诗用事的比兴诗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