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成为一种人民信念

范正伟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而这种信仰能否生成，则取决于法律是否真正被认真对待。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要坚守司法的人民性，“本着良知和正义运用法律，拉近司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在利益诉求多样、价值取向多元的今天，这样的观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王胜俊院长所言，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的最后选择。人们之所以愿意在法院门口等几天、几十天，愿意到法院跑几趟、十几趟，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对法院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信仰的呵护，不仅关乎个案公平，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态。可以想象，如果当事人满怀希望寻求救济，却被“法律”冰冷的面孔拒之门外；如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就此失守，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所附着，那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本可在法律框架下化解的矛盾纠纷，会因渠道不畅，救济不力，被耽搁、被累积、被激化，最终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倡导的价值理念，更是一种重在躬行的社会实践。它不仅要求司法部门，同时也要求权力金字塔的各个层面，认真对待法律，引导人们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问题。不要把企图通过法律反映诉求的百姓，当成“法闹”“刁民”，把维护法律渠道的律师当成对手、敌人。对依法寻求帮助、“为权利而斗争”的人，给予合法救济；对输送法律、寻求公平正义的人，给予宽阔通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通过法律能够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使人们愿意在法律的框架下理性有序地解决问题；才能如人民法官宋鱼水所言，“让当事人感受到一种法律的觉悟，让社会流传一种法律的文化，最终形成一种法律的生活方式”。

    在社会大变革和矛盾凸显期，这种信仰尤为重要。一个相信法律能输送正义的人，一定会本分地维护社会稳定。反之，当法律的大门由于种种原因被关闭，人们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时，非法的手段就会被选择。

    现实中，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些非理性方式的表达，往往与当事人没有合法的救济途径有关。当举报、控告、申诉、起诉、上诉等法律渠道屡屡失灵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甚至滥用私刑成为一些人解决问题的最后选择，这值得深思。

    “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绝望了；倘若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而法律的这种力量来自司法的善良和公正，来自权力的谦抑和自律，来自由此生成的社会理性和法律信仰。只有当法律成为人们寻求救济的不二选择，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时，社会的稳定和谐才能指日可待，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坚实基础。(选自《人民日报》)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扬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材料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几种事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几种事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摘编自吕洋《中西方诗歌比较》)

材料二：

①与中国古典诗歌弱化主体的倾向不同，西方诗歌中的主体差不多总是在场的。以十四行诗为例，主体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中，站出来讲话。这样，西方诗歌就形成了与中国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

②诗歌的风格离不开其文化土壤。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就已经建立起来。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稳定繁荣，因此，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对自然世界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很敏感，他们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诞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便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映射，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诗歌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乾卦·文言》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指大人物，这句话是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就要与天地合德。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表明自然与人是相通一致的，可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是彼此相通的共同体。这种思想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

③西方诗歌则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二元分立的逻辑观念。那什么是二元分立呢？ 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角度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灵魂和物体，这二者彼此独立，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方式。

④中西方诗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艺术。中西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体在场问题。这个主体就是诗中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有时候等同于诗人。通常在西方诗歌中，主体都占据诗歌的显要位置，诗中的叙事人也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中的主体却常常是缺席的，或者被隐藏起来。我们来看这首《梅花》诗：

梅 花 [唐]

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⑤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但寄托的却是诗人心中对梅花的钟爱。因为写花和写人本身是不需要区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浸透到诗人的心灵中，流露在诗人的笔下。咏物即咏人，诗人对梅花的赞叹体现的正是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赞美。诗人没有在诗中出场，而是隐身于梅花后面，但是通过诗歌的内容，我们感受到诗人高洁的品德，产生了对梅花的怜爱之情，以及对高洁品德的珍惜之情。读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这是写梅花，还是写诗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首诗如果用西方的诗体来写会是这样：

梅 花

初放的梅花，含着白雪，

美丽孤傲的梅花啊，我想画，

又怕你的神韵难画，

你的花别有韵致，

清雅脱俗，不知寒冬雪意。

你的枝干横斜错落，似愁容病姿，

北风啊，你果能解得梅花心意，

拜托，不要再摧残她了。

⑥通过对这首诗的模拟转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体在场表达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风格。从审美的意义上讲，主体的缺席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由物联想到人，再由人联想到物，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主体的在场则使物与人分开了。在这首诗中，主体“我”的出场使诗歌中的梅花与叙事人“我”分开了，梅花与“我”的分裂使这二者失去了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二元分立，这使该诗呈现出类似西方诗歌的形式。当这首中国古诗被改写成主体在场的诗歌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种浸透在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和谐感没有了，诗篇变得破碎，被改动的古诗就不像是一个有机整体了。西方诗歌虽然有主体的在场，但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诗人已经在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由分而合，最后达成统一。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是在物我不分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被分开，便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首主体在场的英语诗改成汉语古诗，在去主体的过程中，也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这也是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歌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指的主要是诗歌的韵律让人无法操作。不过，不可翻译的岂止诗歌的韵律呢，这种深植于诗歌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翻译的。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诗歌中，诗人主张要把这个“我”消融掉。“很多后现代诗人发现，必须把武訢的自我溶解掉，才能写出一种以最佳方式获得自我兵实的诗歌，太多的文明因素，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之角色，已使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 "西方现代派诗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诗歌中的自我过于强太，已经到了应该消解这个主体的时候了。

(摘编自王伟峰 周桂君《论中西诗歌中的主体化倾向及思辨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