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的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遍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海或者四海历来被认为是包围中国的最外部边界，提到它们就意味着“天下”，格外有壮阔之气。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颇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类的名句。

    古代中国，水无疑是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水的清洁和滋生功能，使水象征了纯洁和生命，直接地渗透到诞生、成年、婚嫁与丧葬等重大人生礼仪中。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述安徽“婴儿三日后，必为之净洗，谓之洗三朝”。“奈河”则是传说中幽冥间的界河。上巳节这天王公平民多踏青水边，杜甫《丽人行》即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吟咏。古中国人常因这种水畔聚会唱和而感发深刻的生命意识。

    儒家经典《孟子·告子上》巧妙地用水性的善变喻人性的易为扭曲，言人之善良本性同流水趋下的本性类似；《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认为：流水之有本有源和奔流不息，如同君子之立身行事。

    而老子亦褒举流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褒举的实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道家理念。而《庄子·秋水》则以流水入海后的浩渺无垠喻得道后的境界。在唐代以后三教合流的文化氛围中，流水意象呈现出多种文化“涵化”的倾向。

    流水意象也藏蕴了无限人生之慨，每每展示了文人作家群体的双重性格与两难处境：其执着进取与悲观幻灭时时胶着一体。

    流水无往不在，而且具有运行的持续性，最为贴近和形象地体现了事物递进的特征，因而流水总是被古人用来感叹时光、机缘、情爱、功业以至年华、生命、国力的不可复返性，表达惜时叹逝的情愫。《诗经·大雅》即有“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的警句，用流水的永逝无回，譬喻君臣不勤于政则必失怙于天。李白的《古风》《江上吟》感流水悟富贵功名不可久驻：“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陆游《黄州》“江声不尽英雄恨”等，倾诉了岁月蹉跎带给人难以排解的失落感。流水意象在文学内部中的运动，在后世的叙事文学中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被毛宗岗父子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杨慎《临江仙》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由浩荡东流的长江缅怀历史上风云人物的短暂人生。而《牡丹亭》中也有杜丽娘的“似水流年”之嗟。上述例子反映了主体无法超越时间规定性与自身有限性的永恒悲剧和痛苦。

    流水意象固然强调了文人的感伤与忧患情怀，使之常常悲凉地感发人生苦短的危机感，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便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悲慨”诗风。然而，流水意象并非只有消极意义，它往往也作为人们珍惜光阴年华、不甘庸碌无为的积极象征符号而存在，反映了华夏民族柔韧、沉稳的精神。

                                                                                                                                                                             （选自《中国象征文化》，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然为世界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正像是给世界经.济发展的航船加注“压舱石”、增添“稳定器”、装上“发动机”。

近年来，中国出台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还举办了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盛会。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环境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优，展现大国开放融通的广阔胸怀。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深度前所未有；今天的中国，更深度地嵌入全球供应链；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各国青睐的“世界市场”。

《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合著者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对于全球而言，之所以中国经验非常重要，是因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身处工业化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拥有很大比重的重工业，第三产业占比仅为54%。在这样一种范式下，一个国家经济的绿色转型其实是面对着巨大挑战的。这个挑战属于中国，同样属于很多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进入到碳达峰碳中和时；其服务业可能占到84%，增长在1. 5%至2%之间。“这种范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会用一种绿色转型的模型给世界做出贡献，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积极的贡献。”

事实证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科技、生态全方位发展。

(摘编自刘迪《听!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回响》

材料二：

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的古代世界，各个地区虽然在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上各不相同，但都有探究“世界”探寻“全球”的愿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对已知世界的记录与深寻，几乎涉及古代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时代的波里比阿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和当时所知的世界，不但记录了罗马世界，而且对罗马边界以外的世界感兴趣，他认为“在这之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零星的，因为每一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针对世界上发生的那个地方的。但从那时起，历史就像一个整体，因为在意大利、利比亚、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结果。”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涵盖了从已知最早时代到他自己时代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其中的《大宛列传》是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记载。虽然这些历史记述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能超越地方偏见和狭隘认识，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

1500年以前，世界各地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彼此虽有各种有形无形的联系，但并没有世界范围的压倒性的殖民与霸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来的是西欧的扩张时代。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加速“西欧世界”成为“西方世界”：产生了跨洲或跨区域的活动；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跨洲的权力流动日益加强并形成权力网络；全球性的货物、资本、人员、观念、思想的流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也不能例外。钱穆先生那种中国文化可以按照自身节奏发展下去的观念：“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毕竟是夫子自道式的乌托邦。 中国文化改变世界，也在被世界改变。

人们对于全球化有多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全球化体现了远近地区的相互联系，使社会活动和权力网络的范围大大扩展；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在这种强化的关系中，本地事件被远方事件影响；有人认为全球化一词既表示世界的压缩，也表示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更大存在。但无论如何界定，全球化的核心都是人与物之间超越时空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且具有超越领土、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特性。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延展和时间上的延伸，是全世界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变得越来越紧密并相互依赖的过程。“二战”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通信网络、商业交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使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密度加大.程度加深。如文化的全球化，即被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人口的流动、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大众旅游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的结果，这些都有着取代或补充更多本地文化的效果。如此现实之下，我们能回避全球意识的培养吗?能回避全球史教育吗?能回避全球化的历史吗?

全球化影响范围之广，涵盖领域之多，嵌入生活之深，使得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史教育。

全球史教育，既是历史教育，也是文化教育，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认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中国与世界的新视野、新路径。早在16世纪，即决心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 1466 - 1536 年)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表示，要塑造一位良君，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的教育，因为广泛的人文教育有利于培养对人类事务的敏感性和理解。可见，理解世界就是理解自身，创造自身就是创造世界。

(摘编自陈恒《在世界的多样性中理解科学与人文》)

材料一：

东方既白、海天霞、暮山紫、朱颜酡、天水碧……如果你被这些美丽的名字打动，那么你已经进入一个神秘美好的世界：中国传统色。所谓传统色，是中国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国式审美的共情。

传统色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直观阐释。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成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比如，红色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着热情洋溢。故宫红墙黄瓦，富丽堂皇；而江南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中国色始终能在大俗大雅中顺畅切换，形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美观。

传统色更是中国人感情、心理、性格特征的视觉表达。生活中常见的红色、橙色、黄色为暖色；绿色、蓝色、紫色为冷色。服饰以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会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和，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中国传统色中，青、黄、赤、白、黑五色被尊为“正色”。中华传统中重大喜庆场合必着吉服，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兽无不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产生、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因其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一直挥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精神需求。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了无痕迹又千姿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色谱，是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国的了解与自信。

（摘编自王海宁《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材料二：

服饰审美是我们的精神反映和心理表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关于服饰与着装者心理的关系问题，许多领域的专家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衣着打扮可以起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服饰审美与心理密切相关，服饰行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服饰审美大师。他出生于祖辈连任“织造”的家庭，且自幼饱读诗书，知识广博，这使他在服饰文化方面获得了精深的造诣。《红楼梦》全书涉及服饰描写的内容共51回。书中大量的服饰描写对表现人物性格、气质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单就款式来说，就有“窄裉袄”“比肩褂”“花绫裤”“绫棉裙”等50余种。其中“比肩褂”是清代女子常备的款式之一，俗称“背裕”。美学家樊美钧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对于配饰也是从不掉以轻心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配饰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裕’，其作用在于使体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另外，服饰色彩也是曹雪芹描摹的重点。《红楼梦》描述各种服装色彩的分类中，红色是被提到数量最多的颜色，大约有30处，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杨妃色等；明确提到绿色的地方有10余处，有水绿、葱绿、柳绿、闪珠绿、松花绿等。此外，还有多种黄色，如葱黄、鹅黄、蜜合色等。藕色、秋香色、玫瑰紫、月桂白、松花色等其它色彩，也在服饰或印染工艺品中常用。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的大量出现，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染色及印花工艺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杨雪梅《论人物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