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爱”构筑的理想王国

——读《边城》

    ①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叙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 一个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有一户独处的人家，住着摆渡的老船工和外孙女。老船工年逾古稀，小孙女翠翠情窦初开。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那么好，那么俊，都爱上了翠翠。大老托人说媒，老船工满心欢喜，可翠翠不高兴，翠翠对二老动了情。大老下船跌进了激流，二老也出走了，老船工在误会中大病一场，在风雨之夜归天了，只留下翠翠守在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故事结束了，山依然青，水依然绿，人依然那么美。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边城》，那就是：“美”和“爱”。

    ②《边城》中无处不美，山美、水美、人美。“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作者用简简单单的文字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桃源。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在读者面前，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忠厚善良的老祖父，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他却忠于职守，寂寞地守着渡船。过渡的人感激老人的热诚尽责，馈赠他，他却“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静静地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老船工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边城》中的人都那么美，慷慨好义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正由于这些具有美好的心性的人们，才形成了《边城》淳厚的民风，安静和平的空气。可是沈从文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花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的“美”是集中通过“爱”来表现的。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

    ③《边城》本来就是讲述翠翠的爱情，傩送放弃了碾坊，“意思还在渡船”。翠翠在傩送走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们的爱是纯洁无瑕、忠贞不渝的。天保、傩送兄弟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弟弟，傩送愿意代哥哥对歌。虽是爱情的竞争对手，却也襟怀磊落。顺顺对儿子的爱和赞赏也溢于言表，顺顺本是泅水的好手，待得傩送能氽水捉鸭子时，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向孩子们说：“好，这种事情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老船工对翠翠的关心自然是无微不至的；老船工死后，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以及老祖父与过河客、卖肉的争执谦让，都显示了边城人以诚相待、相互友爱的美好情怀。《边城》隽永的文字弥漫着边地山村的浓郁气息。在三十年代那喧嚣的都市阁楼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画中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缥缈美丽的桃源，那是沈从文的梦中世界，理想王国。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讲究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节选自《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可以说，《礼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摘编自姚伟钧《食与礼》，有删改）

    陈世骧、普实克等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倡扬，使中国学人认识到：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瑰意琦行的美丽抒情传统。笔者以为，中国文学不但有这样的抒情传统，而且这个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抒情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抒情立场上说，西方抒情文学倾向于个性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和自我感情；中国的抒情文学更看重个人的感情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家”与“国”的和谐共荣。就抒情的方式而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情的写法；中国抒情文学也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用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故此，中国的抒情文学，有的侧重“言志”，有的侧重“缘情”，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寄寓着作者的家国情怀和道德理想。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也大异其趣，其抒情传统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突出的审美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散文的抒情表现方式上。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中国散文不论是“载道"“言志”还是“缘情”，其根本都立足于“感物”，即人与物之间达成某种主客合一、心物一体的契合冥会，而这有赖深厚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和东方思维方式的支持。故而，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偏重于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境界。西方散文则不同，其抒情传统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则偏于直抒胸臆。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欠缺的。西方的散文普遍重“笔”而轻“文”，即重理性的思考，重内容的充实、观点的尖锐，在表达方式上则倾向于议论说理。这样，不可避免地质胜于文，厚实而欠雅致优美，明晰而缺氛围情调。而中国的散文则大不相同。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山水游记，甚至是朱熹一派的说理散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散文的确无法与中国散文相抗衡。

    音乐性，也是中国散文在抒情表现方式方面的“特产”，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音乐性同样是较为稀缺的元素。中国古代散文是相当重视语言的音乐性的。我们看韩愈、欧阳修、苏轼、袁宏道、张岱等的散文语言，均表现出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音乐美。试看庄子《齐物论》中的语

    言，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无形无状的风声写得有声有色、可触可摸，并且他以非凡超拔的想象力和对节奏、韵律的精妙体悟，描状出了风的高低、粗细、徐疾的各种声调，并汇合成了一曲美妙绝伦、荡气回肠的天籁。这天籁既如千军万马奔腾，“鼓气以势为美”，又似千万管弦繁奏，最后归于“希声窈渺处”。此外，还应看到，散文语言的音乐性虽包含排比对偶但不等于排比对偶，就现代散文的语言来说，音乐性更在于句子的长短参差，状物的形神兼备，行文的流转自如。

    中国散文抒情表现方式上有着诸多特点，但无不烙印着民族文化的底色。重感悟、重生命体验的东方思维方式，讲究和合之美、推崇天人合一、诗化人生的审美趣味，构造特殊、有诗性品质的汉字，都对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梳理和阐释必须置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摘编自陈剑晖《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

材料一：

追溯人类早期秩序建立的过程，“命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释名》云：“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凡事凡物皆须有名，有了名称方可识别归类，此为秩序的开端。因此，给事物命名在古人看来绝非小事。《尚书·吕刑》谈及远古时期尧初建社会秩序，派诸官分掌各项事务，大禹命名山川即其中重要举措之一。

反映早期先民观念意识的《山海经》对事物命名也很有兴趣。《山海经》叙述山林川泽、飞禽走兽以及异域地产，皆用“名曰xx”或“其名曰xx”句式。如《南山经》的招摇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有木焉，其名曰迷榖”。在这种“命名识物”的叙述技法下，花木鸟兽、人种国度——被赋予名号，书中荒诞驳杂的内容因此显得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山海经》在为事物命名时也表现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点。人类早期对自然声音的辨识力和敏感度极高。《山海经》一书记载虫鱼鸟兽时经常描摹声音，诸如“其音如狗吠”“音如婴儿”等。鸟兽跳跃奔伏，物状难辨，故以音别之，专门通过鸟兽本身的叫声给其命名。在此意义上，命名即为识物。

除了以声音名物之外，还有些物怪依据活动场所来命名，如《庄子·达生》曰：“水有罔象，丘有峷，野有彷徨，山有夔，泽有委蛇。”这种命名物怪的方式通常没有特指某个固定对象，而是类的称呼，条件限定也欠严密。这些名称显示出早期先民“命名识物”思维中较为朴素而直接的状态。即认为“名”与其所指事物差不多对等。名字确定，“物”的性质、界限方才清晰，此即为重视命名、以辨名来识物的认知模式。

《周礼》论及周王朝设官分职状况，其中职官大都有辨析“名物”的职责。从内涵来看，周礼之“名物”既有物类自然属性的区分，亦包含抽象伦理象征意义之建构。如“司服”职掌九种吉服，不同吉服各有相应的使用场合，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𫜁冕”是天子祭祀先公、燕飨射礼时穿戴的，而“毳冕”则为群祭山川湖泊时所用。周礼之所以如此关注“名物”，正因为“名物”有“用事”之目的，此小者关乎地位、财富，大者事关尊卑、等差以及社会秩序，此即周礼之核心目的。

周代乃礼仪大邦，其礼仪制度和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与名物学息息相关。仅《周礼》所涉名物类型就有二十余种，这些名物根据名称范畴、功能属性、职官归属等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名不同则其形制、功能也随之各异，体现出时人清晰的思想逻辑，远远走出了早期先民浑朴的命名状态。后人常以周礼皆为“繁文缛节”，对此多有讥刺，认为其繁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诸多“名物”的区分和配用上。其实，正是借助于“辨析名物”使得相关名物各有所用、各有象征，周代才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名号、名分、名序、名目等格外敏感重视，也正是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刻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材料二：

张定浩《文学与名物》一文讨论了名与物在文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学的基本相对性，在于使人“从观念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来，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①“单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遍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的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

什么是“抽象和普遍的名字”，什么又是“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呢？唐宋之际，某种芜杂琐碎的名物记录开始悄然渐增，人们热衷于为寻常事物巧制“文呼”，为已有常名之物另取新名；至于在北宋兴起，在南宋自成一类的谱录，乃至热衷于名物记录的小说，则更是风气已开之后的产物了。此类作品对名物的记录，并不以训诂与考证为目的，它们与巧制“文呼”的风气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准确指称某物，不如说是出于审美与娱乐之动机。牡丹，有鹤翎红、倒晕檀心、九蕊真珠；砚之形制，有仙桃、玉台、月池；酒，有瑶池、兰芷、千日春……在牡丹、砚、酒等“类名”底下，它们提示的差异微乎其微，难道没有它们，或者说没有这些差异，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交流会受到影响吗？②然而，正是它们，能够打破“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抽象和普遍的名字”，是牡丹、砚、酒，而有心人在千百年间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的九蕊真珠、月池、千日春等繁冗琐碎的“无用之名”，才在当时的生活（而非生存）当中具体地被唤起。此外，张定浩还借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来说明，“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

（摘编自鄢虹《注目于“名”：“名物学”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