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父亲

韦　名

　　父亲烟瘾特大。母亲说，嫁给父亲一辈子，就没见父亲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一个晚上不起来抽三五支烟保准天不会亮，放在白天，常常是烟一根连一根，父亲管叫节约柴火。母亲去世后，父亲进城里来住，父亲的烟瘾还是很大，常常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夏天家里开空调，父亲只好自个儿每隔十几分钟就从舒舒服服的屋子溜出去，到阳台上去过瘾。对着炙人的太阳，叼着烟的父亲那陶醉的样子，真像是拾了金元宝。烟抽多了，痰自然多。父亲咳得相当厉害。可对着光彩照人的抛光砖铺就的地板，父亲不敢像在家里一样随地吐痰，父亲于是老跑卫生间。

因为父亲有这老改不掉的不良习惯，在城里，我一般不敢带父亲出门。父亲来住了三几个月，老嚷这边不舒服那里不痛快。

那天，刚好我有空，我想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医院离家较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小时。出门前，我又交代父亲不能在公共汽车上抽烟吐痰。父亲一听一个多小时要忍这么多事，便不想去看医生。

百般哄劝，父亲才同意出门。

上车时，人多。我和父亲都站着。

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父亲会随时忍不住抽烟吐痰。

几次，我见父亲清了清喉咙，我便赶紧拉了拉父亲的衣角。

父亲回头望望我，“嘿嘿”笑了一下，极不自然。

终于忍到车站，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便伸进口袋掏烟。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到了脸上。突然，父亲咳了一下，我意识到父亲的一口痰便要迫不及待地飞流直下。对着满街的人群，我窘了，赶紧从口袋里掏纸巾给父亲……

可是，父亲还没从我手中接过纸巾，一口浓痰已经吐出来了……那口浓痰却落进了父亲空了一半的烟盒子里。

我愣了一下，对父亲笑。

父亲望着整洁的街道，也“嘿嘿”地笑，“吐下去可惜了。”

父亲把沾满黄痰的半包烟扔进垃圾箱时，一脸却是讪讪的。

回来时，车站里很多人在挤一辆刚靠站的公共汽车。父亲忽然拉着我朝人堆里挤。

我最讨厌人家不排队没秩序乱哄哄地挤公共汽车，我冲父亲嚷：“挤啥挤!”

“不挤，位子光了。”父亲不满地对我说。

让年过花甲的父亲和我一道站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我突然生出一丝愧疚……

这时，父亲已和蜂拥着的人群一起挤上了公共汽车。上了车，父亲迅速在车厢里抢座位。父亲在一张双人凳子上坐下时，还不忘用右手放在另一个座位上，为我也霸一个座位。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的右手还没在座位上放稳，一个小伙子已一屁股坐到父亲的右手上，痛得父亲“哇”的一声叫唤。

车一站站停，人一茬茬上，车厢内人越来越多，我被挤到了车厢尾部。

站在车厢尾部，我担心坐着的父亲“条件”宽松了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来，一直张望着父亲，一颗心也一直悬着。

车摇摇晃晃又到一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艰难地挤进车厢。尽管老妇人友善地朝着她身边坐着的人笑，可就是没人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时，我见父亲倏地站了起来，粗着嗓门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喊老妇人：“这便(边)坐!”

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父亲。父亲那头几乎和老妇人一样花白的头发在车厢里异常耀眼。

父亲和我站着到了家门口。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又伸进口袋掏烟。一包新买的红双喜在医院已被父亲抽了大半。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回脸上。还没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我已把纸巾递到父亲手中……

“爸，你这么大年纪让座，想博人家喝彩”我调侃父亲。

“你没见那老女人站都站不稳。我可比她硬朗多了。”

“那你既然要让座，上车时何苦要抢座位”

“……”父亲沉默了一阵，“嘿嘿”笑，“让别人悠着坐着，还不如自己坐着。这不，我博人喝彩了!”

父亲一脸的得意。

父亲住了不到半年就回乡下了。

父亲走时怕我误会，悄悄说：“都好，就是这憋气。”

父亲指了指口袋里的烟。

我一脸苦笑。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节)

择死与择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抑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汩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是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真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临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史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

（二）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懂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加州牛肉面

    穿过五月花广场的时候，林郁急匆匆的脚步声第一次放舒缓了一些，还仰起了脸迎着夕阳金色的余晖。恰好教堂敲响礼拜的钟声，成群的鸽子从喷泉劲射的水柱旁掠过。几位黑人摇滚乐手走过来，向他露出了好看的白牙。

    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林郁不禁哼着《美丽的加利福尼亚》，找了一家加州牛肉面馆，正经八百地坐在餐桌旁，接受美国女招待的服务。一年多来，他一直在这样的馆子干洗盘子的苦差，至今也没有品尝出加州牛肉面和咱们的兰州牛肉面有什么不同。

    好了，总算幸运，他设计的小童凳，终于被一家儿童用品超级商场的老板点了头。美国佬真痛快，看中了，一下就拿出5000套的订单。在加州，成功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同是武汉来的一位电脑工程师，为停车场晒太阳的小汽车设计了折叠式钢丝白布蓬，起了个俏皮的名字叫“汽车太阳镜”，从老美的荷包里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如今开了两家公司呢。

    回到寓所，林郁却不敢陶醉，伏在设计图上精心修改。这是一组竹节、树兜、蘑菇形状的小童凳。一个个富有中国园林的山野情趣，又有那么一点点西方抽象艺术的现代韵味。或许，这就是美国佬乐意说OK的妙处所在？

    楼道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沉重的关门声。林郁知道，这是邻居——一位著名的台湾流体力学专家回来了。他原来好风光，供职于一家高科技军火公司，年薪让大陆人想都不敢想。偏偏“冷战”降下帷幕，经济萎缩，以高科技军火工业闻名的加州倍受打击。他被炒了“鱿鱼”，这几天正被迫在街头擦皮鞋。“皮鞋，也需要流体力学吗？”林郁觉得有点开心。

    加州牛肉面真不容易吃啊！林郁为自己庆幸，不禁抓起床头的拉力器使劲拉了一下，仿佛要试试自己的力量。在用尽力气撑开最后一个回合时，他一眼瞥见床头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眼角一下迸出了泪花。

    一切努力都十分顺利。林郁同家乡的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订了货，还点名挑选著名的星海钢琴厂承担油漆工艺。他要让小童凳闪烁中国国漆的古典光彩，柔和而凝重，体现东方文化的高雅与悠远，征服加利福尼亚和整个美利坚。

    样品很快送来加州，果然出色，宛如一套精致的工艺品。国漆的光泽沉静温润，又拉出了木纹、竹斑……很适合贵夫人们去娇宠她们的小宝宝。美国的童凳太没文化，不是一段粗糙笨拙的原木，就是冷冰冰的钢制组装品。

    林郁特意借了台湾流体力学家的高级轿车，去超级商场送样并确定交货期。他已胜券在握，让国内提前生产了5万套。

    “NO，NO，”一位经销主管连连摇头，“林先生，你为什么修改设计，给这么有魅力的作品穿了一件多余的外衣？”

    林郁完全出乎意料，林郁急忙托起一只“蘑菇”说：“瞧，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出这么美妙的工艺品……”

    “NO，孩子们不需要工艺品。他们只需要最原始、最自然、最亲切或者能唤起好奇心而动手去组合的东西。”

    林郁懵了，只顾选择一些美丽的词语，夸耀中国的传统国漆工艺。

    “NO，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越是漂亮的东西越不可靠。顾客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怀疑：只有非常糟糕的木料，才用得着刷这么好看的油漆……尽管我个人对你们国漆工艺充满敬意。”

    ……

    林郁又找到了一家加州牛肉面洗盘子。半夜三更，饥肠辘辘扒拉牛肉面时，他依稀觉得味道与中国的牛肉面不太一样。

    抬起眼，窗外一派灯红酒绿。加州不是他的家，但加州牛肉面还得吃下去，吃出味道来……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

文本一

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1979年，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可我却面露难色。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在秋日的一个下午，我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者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几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 ， 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

文本二

孙犁，不是个大红大紫的作家，谁却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当年，孙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荷花淀》，毛泽东看过后写道“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大为肯定。孙犁却从未向人言说，只是独守芸斋，寂寞耕堂^① ， 以笔为犁，用作品说话。

我读孙犁，深深地感受到他作品中的“唯真、唯善、唯美”。他总是那般真诚，他的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对“美的极致”的发掘和诗意的表达。《荷花淀》是这样，《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也是这样。孙犁对待作品是认真的，也是有感情的。

孙犁对于文坛，一向总是清醒的。他在给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作的序中指出：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

人生云水过，平常自然心。

布衣孙犁，荷般高洁；清曲绝响，淡云长流……

(选自周伟《耕堂荷韵布衣人》，有删改)

【注】①耕堂：孙犁的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