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闫德亮《浅析范仲淹的廉政思想》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起始于先秦时期，发展于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繁荣于隋唐和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家训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但总起来说，其训诫内容是“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一条主线”就是“尊儒”；“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据统计，《中国丛书综录》所列“家训”一类著作，公开印行的有117种，明清两代占89部，其中明代28部，清代61部，清代的大多集中于鸦片战争之前。而且，我国典籍中流传至今的家训，也以明清两代数量最多。内容上既有一般的家训，更体现为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

材料二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便走上了日益衰落的穷途末路。除了洋务派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采一股“新风”之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西学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家庭观念运用于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也给传统家训以局部的开新。然而，从总体上看，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家训历史已由清前期的鼎盛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已近尾声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延斌：《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家训：中国人的家庭教科书》等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