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硬汉 王开林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有一篇名诗《从军行》，其中有一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认为投笔从戎远胜烹文煮字，这是一层显在的意思。而该句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书生乃蒲柳弱质，哪有军人硬朗的精气神呢？

    其实，我们从书生中也同样能找出一些硬朗的角色，这些书生一旦较起真来，拼起命来，那股子直闯刀丛剑林的狠劲并不输给任何硬汉。

    比如韩愈，唐宪宗虔诚信佛，他却批鳞直谏，上《谏迎佛骨表》，指出佛只是“夷狄之一法”，“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尤其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八字，差不多是指着和尚骂秃子，令唐宪宗勃然大怒，若非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施救，十个百个韩愈也被当木柴劈掉了。似韩愈这种书生，刀山敢上，油锅敢下，最有胆气。这样的古代书生还有很多，比如庄周、鲁仲连、陶渊明、嵇康、李白、苏东坡、王冕、李贽、唐寅、金圣叹、王夫之……他们都是好样的，敢发出自己不同于流俗的声音，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违寸心。

    古代书生很难成为硬汉，原因何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古代书生的出路那么少，“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只有这一条道，人格的扭曲和尊严的丧失，就几乎是必然的。除非铁了心不怕挨饿，不怕挨整，不怕坐冷板凳，否则就必须逆来顺受，被大流同化，被大炉熔化。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有抱负、有担当、有血性、有钢火、有浩然之气的书生，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是真正的硬汉。比如文天祥，“君降臣不降”；比如陆秀夫，难酬蹈海；比如夏完淳，视死如归；比如谭嗣同，愿为变法流第一滴血。谁说书生都是软骨头？这些书生的硬骨头足以令刽子手雪亮的鬼头刀一一卷刃！

    迄于现代，书生中的硬汉并未绝种，章太炎是一个，陈独秀是一个，鲁迅是一个，胡适是一个，傅斯年是一个，刘文典是一个，闻一多是一个，梁漱溟是一个。章太炎闯入总统府大骂袁世凯是独夫民贼，陈独秀将监狱视为研究室，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胡适为使约法和宪法确立而奋笔抗争，傅斯年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骂到垮台滚蛋，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闻一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书生，个个有血气，有胆气，有志气，有豪气，无论哪一样都不输给那些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硬汉，当他们为捍卫道义而大声疾呼时，虽九死其犹未悔，乃是天地之间的元气和正气使然。

    书生身上多软骨，多媚骨，多俗骨，乃是被御用、奴化、驯养、蛊惑的结果，当然也有性格作祟，掉片树叶就怕砸破脑袋的人不少，明哲保身的人更多。当他们把人格、尊严和良知搁弃一旁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们与精神的硬朗无缘，与心灵的高贵绝缘。

（选自《今晚报》，有删改）

    文学衰败缘于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注定要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尽管当前文坛充满垃圾，但文学本身不是垃圾，它是飘荡于人类精神空间的伟大幽灵，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寄主。历史上，文学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寄主。第一次，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口头文学”（听觉的文学）；第二次，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催生了“书面文学”（文字的文学）。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

    现在，文学已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即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魔戒》无疑是新媒体文学的杰作，它超越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影像史诗。越过银幕和音响系统，不难看到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幽灵，在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此外还有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互动的数码艺术，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批评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力量。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瑰丽的“物种”。不要为它的“旧茧”而感伤，要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修正美学偏见，对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

（节选自朱大可《文学：寄主的变迁》，有删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CoreCompetence”通行的中译是“核心竞争力”，但它的准确译法应该是“核心能力”。所谓“核心能力”，不是公司独有的某种枝术或工艺，也不是公司内部某个人或某个部门的能力，而是指公司整合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技术后形成的一种综合能力，是公司集体学习、运作的结果。核心能力是内在的、无形的、本源性的。它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一个公司凭借核心能力才能持续为客户提供独特的价值和利益，才能不断催生新产品，开辟新市场。

    了解了“核心能力”的基本含义，我们就能发现目前将“CoreComepetence”译成“核心竞争力”的误区所在。人们常常说，“渠道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某营锁人员一年销售业绩上千万，他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这里，“核心竞争力”的译法把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了“渠道”、“劳动力资源”等外在的、有形的因素，而忽略了核心能力的内在性与本湖性。一个公司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并不一定表明该公司核心能力强 ， 特别是当竞争的环境不公平，或当该公司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时候。

    进一步说，当一个公司过分依靠外在因素在市场上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公司的内在能力开始蜕化、衷减的时候。优越的资源对于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来说的确是一种福音，但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诅咒”。这让人想起西方学者关于“石油的诅咒”的说法，由于可以卖石油，一些富油的国家不追求高效的经济体制，不追求创新，他们就躺在石油上坐吃山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石油资源就成了一种诅咒，一个公司如果一味依靠外在优势进行竞争或只专汪于当下的竞争（如打价格战），就难以逃脱这种被“诅咒”的命运。

    因此，公司必须从关注外在、表层、有形和现在，转向关注内在、深层、无形和未来。“核心能力”的概念体现的正是这种追求。核心能力的形成是一种由表及里的、动态的、精益求精的过程。公司必须注意保持核心能力的活力，否则也难逃“被诅咒的命运”。能使公司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获得强大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一旦让公司形成路径依赖，也会产生核心能力硬化的问题。当环境发生巨变时，公司困难以应对而猝然倒下。这就是“核心能力的诅咒”。

（取材于吴伯凡《核心竞争力》：福音与诅咒）

先立德而后文艺

詹福瑞

    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德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自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 ”。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

①神话和科学，好像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主观幻想，另一个是具有严格条件和要求的客观现实。但是说也奇怪，往往神话中幻想的东西后来被科学实现，神话竟成了科学的预言，或者说，神话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科学——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又说：“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③这段话的主要用意是，我们对它需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理解为科学和神话是誓不两立的。只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举出希腊神话中这几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有了科学的创造发明，神话中的部分幻想已被科学家实现，自然不得不消失。但神话对科学的启迪之功，终于是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重温神话中的那些“儿童时代的天真”，感到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也是很自然的。

④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里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能够在空中飞行，于是有关于“飞毯”的故事；梦想加快走路的速度，于是有“快靴”的故事。自然，这些不过都是神话的幻想，可是这些幻想，不是都已经被今天的科学实现了吗？今天的飞机、火车、电动织布机、住房快速施工法等，不是都已经代替了远古时代神话中的幻想了吗？而神话，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构成幻影想象到了这些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神话实在可以称为“幻想的科学”。

⑤中国神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世界各国神话。千里眼，顺风耳的民间传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现在的电视、电话岂不是千百倍地扩展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吗？拿飞行的设想来说，中国的神话早已有“鲁班刻木为鹤，一飞七百里”（《述异记》卷上）、“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博物志·外国》这样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至少在一千五六百年以前，已通过神话幻想对飞行作了科学预见的描绘，其准确程度，当然又胜于像“飞毯”那样原始性的简单设想，实在令人惊讶。

⑥在医药方面，中国神话的想象更是大胆、突出。《博物志·外国》记叙的穿胸国。说穿胸国原本是被禹所杀巨人防风氏的后代，禹平治了水土，乘龙巡视海外各国，经过南方防风氏的部族。防风氏有两个臣子，想谋害禹不遂，怕禹降罪，拿刀自贯其胸而死。禹哀怜他们，叫人用不死草去救治他们，后来两人都活了，胸口从此留下一个洞，生下的后代就成了穿胸国。《述异记》载：“日林国有石镜，方数白里，光明莹彻，可鉴五藏六府。”这竟成了科学的预言，今天的X光透视之类，岂不真的“可鉴五藏（脏）六府（腑）”吗？

⑦“嫦娥奔月”的神话，可说是达到了中国神话幻想的最高峰：神话居然设想吃了不死药的美丽妇女，竟飘飘然飞入了月宫，幻想那团栾的皓月是可以居住人的地方。这想象是多么美妙！可又是多么大胆！今天载人宇宙飞船已经登上了月球，使“嫦娥奔月”神话成了科学的现实。科学的成就今天是如此，说不定有一天科学还会让人们登上别的星球。科学固然伟大，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前，让人们作“嫦娥奔月”幻想，让人们通过幻想预见到今天科学现实的神话，岂不也同样伟大么？

⑧“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一段有名的话，对神话起源，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茅盾在《神话杂论·自然界的神话》里说：“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也是这个意思。古代人们看见日月星辰向西北方的天空移动，大江小河的水往东南方的大地灌注，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便造作神话说，这是共工头触不周山，折断了天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造成的结果。如此等等，固然是神话幻想，但也未尝不可以将它看做一种古代人们的科学假说。虽然这类假说永远也不会通过科学研究而证实，不过基于求知这一点，神话和科学有共通的精神，人们终归还是会从神话幻想逐步走向科学的创造发明。

⑨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谈到神话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么说：

⑩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出它的意义，而且用神话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既定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⑪这段话使我们理解到，神话虽是一种虚构，但却不是虚妄，不是谎言，而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使幻想的事物有可能逐渐转化为现实事物，从而“实际地改变世界”。

（摘编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