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上站着的是我，坐着的是邢庆仁。

    邢庆仁是一位画家。

    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展名叫“长安男人”，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丑人之间的丑的差别却大了，我俩就是证据。

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友谊日渐坚刚。我想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忠厚老实，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再是，我也总结了，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而不是别的目的，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体谅朋友，帮助朋友，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中国十多亿人，我也活了近五十年，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那些最能借势的人，我是应付不了，吃些亏后，就萧然自远了。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所以，我画下了这幅画。

    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一幅庆仁索要了去，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说他读了一本书，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_

    “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他说，“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想了想，就笑了。

舅爷

刘汀

    到死为止，舅爷都只是个光棍儿。

    舅爷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和羊打交道，他是我们村从业时间最长的羊倌，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年，而他去世时，也才五十几岁而已。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那个样子：高个子，面目黝黑，牙齿发黄，粗大的鼻孔和嘴巴，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嗡嗡声。这样的容貌，按说在农村来说也不算多么难看，可舅爷一辈子没正经恋爱过，更没结过婚，孤老一生。

    他只身到这儿来，没有户口也没有土地，是一个外人。在我家前面几十米，有一块空地，叔叔们在西边的荒地上脱了几千块黄土坯，晒干后运回村里，给舅爷盖了两间土坯房。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舅爷才算真正进入了村里的生活秩序。

    不知为何，这栋新盖起的小房，两年之后就变得很破旧。窗户没有玻璃，是用塑料布封着的，但很快就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洞。屋檐上的木桩缝隙，有鸟雀和燕子做了窝，把白色和灰色的大便拉在上面，风吹日晒之后，看上去就有了日月侵蚀的意思。

    放羊回来，把各家的羊赶回去，天已经黑透了，他再一个人生火做饭。偶尔，家里蒸了馒头或豆包类的干粮，母亲会让我们叫舅爷来家吃，他总是歪着脖子说不去，似乎很生气的样子。我们回去回话，母亲就说不吃拉倒，但饭后还是会让我们把干粮给他送一些。我们走进阴暗的屋子，舅爷端坐在土炕上，面前摆着桌子，桌上有一些咸菜，看我们进来，又是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才来，我都等半天了。”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吃饭，舅爷的饭量实在惊人，他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有一年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舅爷突然笑眯眯地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两块月饼给我和弟弟。母亲拦着说我们买了，你自己吃。舅爷说吃够了，这回吃够了，我买了四斤月饼，一口气吃了三斤半，实在吃不动了，这俩给他们吃。舅爷依旧抱起膀子，咧着嘴似笑非笑，看着我们啃食月饼，眼神有一种温情。

    九几年的时候，村里面的羊突然多起来，羊倌的放羊钱也水涨船高。那两年大概是舅爷生活最滋润的日子，他甚至找电工，从外面的电线上拉了一根线，给自己的小屋接了一盏十五瓦的电灯。舅爷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抱回去后却没有人影，一片雪花。一群孩子跑过去看电视，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雪花，听了一会儿哗哗声，就厌了，四散而去。可舅爷竟然能大半宿大半宿地盯着雪花看，好像他能从那儿看出了天线接收不到的故事一样。

    牛羊越来越多，他的收入却越来越少，许多人家的羊群过百之后，感到雇一个羊倌太亏了，便两三家合伙，一家一天自己放羊。很快，那根从空中横拉出来的电线，因为没交电费又被收了回去，那栋越发破败的孤独的小屋，重归黑暗和荒寂。

    第二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去给他拜年。他的屋里冷极了，似乎好几天都没有生过火，我看见土炕上堆着两床露出棉絮的被子。炕的另一边，盆里有一坨冻僵的黑面团，另一个盆里是冻着冰碴的碎酸菜，看不到一点肉星儿；一个盖帘儿，放着十几个饺子。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新做的衣裳，和屋子里的气氛很不对劲儿，扭扭捏捏着转身要走。“等一下，”舅爷叫住我们，然后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炕尾的一个小箱子，手在里面摸了半天，掏出一把块儿糖，给每个小孩两块，自己也剥开一块丢进嘴里，说：“吃吧，可甜了。”说完又钻进被窝里，却没睡，眼睛盯着房顶。我们觉得无聊，赶紧出来。大街上，满是红红绿绿互相串门拜年的人，大家递着烟，说着祝福的吉祥话，偶尔有爆竹声从某家院子或小孩子的脚边响起，在空旷干冷的天空里灰飞烟灭。走出他的院子时，我心里酸酸的。

    我不知道舅爷是哪一天死的，只是仿佛某一次放假回家，他那栋破旧的小房子换了主人。有人家买下了它，推倒，重新盖起砖房，垒高院墙，开辟菜园子，打下水井，又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就此诞生。舅爷没了，他存在的痕迹也没了，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不属于家族的人，他的坟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一处偏远的山坡埋掉。他死了，我不觉得是死于身体上的病。我无法想象在离去的那一天晚上，躺在破旧的、满是土味和烟味以及腐烂的衣服味的炕上，舅爷想过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是否流过眼泪，是否伤过心；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作为一个人该有怎样的悲欢离合……

    他永远一个人面对着此起彼伏的群山和旷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我越来越感到，他所面对的那些孤独，那些空落落，多多少少也是我们终将要面对的。

（有删改）

掌眼

刘志学

    好字画的陈四仙，是骑河镇上唯一的看病先生，因为诊病、进药、买字画一类的事儿，常到七十里外、黄河对岸的省城开封去。因而，很多外边的消息，都是陈四仙带到镇上来的，但这次，陈四仙却从城里带来了一个旗人。

    旗人是陈四仙多年的老朋友，汉名叫金辨芝，三十多岁，随手端着一个银制的大水烟袋，说起话来，一口的“里城音儿”，一听就知道是从北京城里出来的。金辨芝见多识广，过手的名人字画不计其数，自小练成了一双法眼。开封城里的官宦商贾，手里有了货又拿不准时，都要请金辨芝去搂一眼。前段日子，陈四仙用古方治愈了自己的肺痨，一高兴，去大相国寺后头捡漏，花二百现洋买了一副徐渭的《古道青藤图》，正有心想请金辨芝给看看，碰巧冯玉祥在开封遣散旗营，于是，俩人就到了骑河镇。

    好茶好酒为伴儿，与金辨芝神聊了几日后，陈四仙终于挂出了那副《古道青藤图》：“辨芝兄，您给搭个眼儿。”

    金辨芝端着自己那个大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了几口烟之后，在那幅画前踱来踱去，眯着眼睛，看款识、看笔韵、看墨色；再踱一阵，再看……

    陈四仙屏着气，看金辨芝走来走去，只看不语，顿时呼吸粗了起来。

    终于，金辨芝扭过身来，呼噜呼噜又抽了几口烟，问：“四哥，您多少钱到手的？”

    “二……二百块钢洋！”陈四仙伸出俩手指，冲金辨芝晃了晃，另一只手抚着胸口，嗓子里嘶嘶地开始发喘。

    “缘分！能在这小镇上见到徐渭神品，缘分啊！”金辨芝这些话出口后，陈四仙嗓子里的嘶嘶声渐渐落了。

    在骑河镇小住了几个月后，金辨芝要走了。临走，他要了陈四仙灸病用的几根银针，说：“四哥，行里规矩，替人掌眼，不能落空。这针，算是我的酬劳吧。”

    金辨芝这一走，陈四仙就再也没见过他。听开封城里人说，他去了天津卫。

    十六年过去了，日本人打开封。骑河镇被日本人占了后，陈四仙被日本人扣了，要他给受伤的日本兵治刀枪伤。日本人在搜查他的诊所时，发现了那幅《古道青藤图》。陈四仙见了，胸口忽地一闷，嗓子嘶嘶地响，肺痨犯了。

    一个日军大佐看到那画时，立即惊呼：“徐渭，支那明朝大画家！金辨芝的，有请！”

    一听“金辨芝”三个字，陈四仙心里咯噔一下，刺疼！

    不一会儿，一个日军下士跑来，伏在大佐耳朵上说了一通陈四仙听不懂的日本话之后，大佐的脸色突然变了。

    等陈四仙再见到金辨芝时，他已经瞎了，但他手里，依然端着那个银制的大水烟袋。

    夜里，陈四仙和金辨芝被关在一起，这才知道，还在天津卫的时候，金辨芝就被日军抓住来为他们劫得的古玩珍宝掌眼，一路到了骑河镇，他听说日军掠了《古道青藤图》，就趁人不备，用当年从陈四仙这儿拿走的银针刺瞎了双眼。

    “辨芝兄弟，你这是……”陈四仙不解。

    “我如果说实话，他们就会杀了你！”十余年没见，金辨芝还是一口的“里城音儿”。

    “啊？”陈四仙猛咳了几声，吐出一口血来。

    “那幅画，是新活儿！”金辨芝忽然说。

    “你说啥？！那你当年……”陈四仙忽然觉得心里一阵轻松，呼吸也畅快了不少。

    “我那时要说实话，你肺痨刚好，又花了二百块现洋，会经受不起，有性命之虞。”金辨芝一只手捂着还在作疼的眼睛，另一只手托着水烟袋，慢吞吞地说。

    “那这次，你何苦刺目？还那样说，不就得了？”陈四仙已经不喘了，他抚摸着老友的盲眼。

    金辨芝苦笑了一声，说：“这次？日军中也有不少行家。我说实话，你一个人活不成；我说假话，咱俩都得送命！唉……掌眼，掌眼，给畜生掌眼，不如瞎掉！”

    陈四仙长叹一声，落下泪来。

当前，我国有2100多种报纸、9400多种杂志，数以千计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和每年数以万计新增的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互联网，截止到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商业化运行，面对媒介数量的高速增长和传媒信息内容的无限量增加，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科学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因此提上日程。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

国际上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例如，新西兰的学生在五年级课程中就已加入媒介素养的培训，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的“综合教育”科目中纳入了媒介素养。然而，对我国公民而言，媒介素养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面对形形色色传媒的重重包围、面对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冲击，在强调“媒体传播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前，“媒介素养”在我国还处于“陌生概念”的状况下如何逐步推广是重要的课题。首先，传媒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群众增进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特别应重视正确、理性地分析和认知客观事物的方法的教育，使公众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其次，向国外学习，使社会成员也对传媒的职业规范和基本常识有充分的了解，帮助群众形成对媒体的正确认知。比如，向国外学习，传媒的信息怎样采集又如何制作和传播、传媒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应否分开又如何区分，从而增强社会公众对传媒信息及传播方式的判断能力，学会选择、识别良莠，形成拒斥不健康的媒体信息的自觉。再次，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组织建设，美国有旧金山的“媒介素养教育方略”、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等传媒教育组织；智利有“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筹办会议、组织专题研究等形式大力倡导传媒教育，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较为重视在未成年人中的推广，是为了使人们从小就拥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成长为拥有“媒体智慧”的人，并提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学虽然开设了媒体课程，但主要侧重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较为忽视关于各类现代媒体信息的接受、鉴别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好奇心强、求知欲旺，人生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将内涵更为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选自谭泓《媒介素养教育》，有删改）

收 麦^[注]

孙犁

古老传言：“争秋夺麦。”麦收的工作，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的。今年所害怕的，不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是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日本侵略者，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

这几天，城里的敌人，不断用汽车从安国运来空麻袋，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场。子午镇的村长老蒋，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准备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亩摊派。

敌人是为麦子来的。

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要组织民兵群众，武装保卫麦收。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芒种和春儿都加入了民兵组织，每天到河口放哨。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

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他们穿着破衣烂裳，戴一顶破草帽，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收，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肩上背一支大枪，腰里别一把镰刀。用过多年的窄窄白镰刀，磨得飞快，它弯弯的，闪着光，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高四海站在队前，只说了几句话，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

这队伍已经按班按排分好，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割得干净，捆得结实，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这不是平日内部竞赛，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胶泥地是割，河滩附近的白土地，就用手拔。抡着拔起的麦子，在光脚板上拍打着，农民们在滚滚尘土里前进。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摇着鞭子飞跑。秋分领导着妇女队，担着罐茅篮，从街口走出，送了中午的饭菜来，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跟在后面，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失的麦穗儿。

晚上，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三天三夜，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地净场光，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留下遍地麦茬，春苗显露了出来，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

我们的军队，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最初几天，想办法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不分昼夜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在行军中，组织严密了，纪律的感觉加强了，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决定动作，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并且看穿它的弱点。

晒麦子的天气，白天焦热，一到夜晚，天空是清朗的，星星是繁密的。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一吃过夜饭，人们就提着小木凳，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在场院中间，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

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舒缓白天的疲劳，庆贺护麦的胜利。妇女们刷洗了锅碗，挂上大门，也跟在后面来了。她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垫子，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孩子躺在怀里，她们拍打着，哼哈着，什么时候孩子睡实了，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

这是阖村欢乐的时候、邻居畅谈的时候，然而她们只是静静听着。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头顶着明媚的星斗，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多灾多难的人物，她们流过多少眼泪，发出过多少轻声的欢笑啊！

虽然都说“听书长智，看戏乱心”，乡村的文化生活，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地主田大瞎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在他家的场院上，讲说“三国”。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从这一部“圣叹外书”得来的。可是去听他讲演的，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在外面发财的商人、年老退休了的教员。农民们进不去，也不愿意进去，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听些庄稼玩意儿。

这几天，五龙堂的打麦场上，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他说的是梨花调，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高四海很忙，顾不上弄这个。可是那些书迷们，一到天黑，就给他们摆好桌子，放好板凳，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又有人把鼓板弦子取了来，任凭他怎样推托，也不能不来一段了。

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既然自己拔麦手疼，背口袋背不动，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功夫讨些彩，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每当他唱完一段，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农民说：“变吉哥，不要紧，再来一段。明天一早，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连饭也不吃你的，还不好吗？”

变吉哥，就又抓起壶来，润润嗓子，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叮当地说唱起来了。实际上，你就叫他说个通宵，他也是高兴的。

农民们听得入迷，真是鸦雀无声。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云彩一涌一涌地上来，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他们还不愿意散。一边往树底下躲，一边说：“说完，说完。下紧了再走！”

其实呀，并没有惊人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稍加编排，添些枝节，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

（有删改）

[注]选自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狗皮

莫言

成麻子带领鬼子兵轰炸完村里的草鞋窨子后，终于获得解放。他倚在一棵树上喘着气，听着从各家各户传来的鬼哭狼嚎声，腿自动地萎缩。他的背擦着柳树枯燥的皮，一滑到底。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罪恶深重。村东头偏僻角落上那个数一数二的大窨子，每天夜里都聚着三十二十的男人，一边编草鞋，一边说笑。日本人往这个窨子里投进去四十多颗炸弹，爆炸过后，窨子就成了一个颓平的坟墓，只有一根支撑顶盖的柳木棍子从泥土中伸出来，像枪口一样指着红彤彤的天。

他挣扎着回到家里时，发现他漂亮的妻子和十三岁的女儿躺在院子里，肝肠涂了一地。他眼前乌黑，直挺挺地摔倒了。……他躺着，有时自觉死去了，有时又觉得还活着……他往前追赶着，向着西南方向。西南方向玫瑰色的天空，漂游着一大片圆圆的红云，妻子、女儿，村里许多熟悉的男女老幼，都站在上边。他在地上飞跑，仰着脸，追赶那片缓缓移动的云。云上的人都不理他，都对着他啐唾沫，连妻子女儿也对着他啐唾沫。他急急忙忙地辩解着，说自己给日本人带路是怎样万般无奈。可是那云里的唾沫更像雨点般落下。他眼见着云团越飞越高，终于变成一个血红的亮点……他醒过来后又开始寻找儿子，八岁的儿子头朝下脚朝上立在水瓮里，身体僵硬如一段棍棒。

成麻子把绳子拴在大门框上，挽出一个圆圆的圈套，把脑袋伸进去，脚踢倒凳子，绳套勒紧了他的咽喉，一个小伙子高举一把腰刀，横着把绳子斩断。成麻子的身体跌在大门槛上。

一九四○年早春，天气异常寒冷。这时，成麻子已是胶高大队里有名的虎胆英雄。他不愿用枪，只愿用手榴弹，每次战斗，他都冲到最前边，把一枚枚木柄手榴弹闭着眼乱扔。距离敌人七八米远，他也敢扔手榴弹，而且从不弯腰躲避，说也奇怪，那些弹片像飞蝗一样从他身边飞过，却从没碰伤过他的肉体。

这天，为解决寒冷和饥饿问题，大队长江小脚召开干部会议。有一脸色枯黄的干部说：“依我看哪，咱们来个假投降，去投伪团长张竹溪，混上棉衣，补充足弹药，我们再拉出来。”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中队长站起来：“我们是共产党，饿死不低头，冻死不弯腰，谁要认贼作父，丧失气节，我就和他刀枪相见！”脸色枯黄的干部也毫不示弱，说：“共产党就是要把人饿死冻死吗？共产党是最聪明的人，应该机动灵活，投降伪团长，是假投降。小忍为大谋，只有保存革命力量，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麻子说：“大队长，我有一条计可解决这问题。”

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他们四处打狗，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筹齐了避寒衣——每人一张狗皮。那年漫长寒冷的春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使鬼子、尤其是使伪团闻狗叫而丧胆。

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古历二月初二，传说中龙抬头的日子。胶高大队是日头将落时离的村，村里有人曾看见过当时情景：在血红的暮色里，二百多个土八路哈着腰出了村。他们每人披一张狗皮，狗毛朝外；狗尾巴拖在两腿间。成麻子披着一张黑狗皮，胸前挂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八颗手榴弹。

他们潜入马店镇时，已是半夜，寒星满天，严霜遍地。为了行动方便，成麻子把挂在胸前的一袋手榴弹摘下来，摸出了一枚掖在腰里。他把手榴弹袋子递给一个身材高大的队员，说：“我在门口得手后你快点送上来。”那队员点点头。

微弱的星光照耀着大地，日伪营房挂着十几盏马灯，院子里昏黄如傍晚。大门口游动着两个鬼魂般的伪军，影子长长地投在地上。从大门不远修建炮楼的砖石堆后边，跳出了一只黑色的老狗，他颠颠地跑着；紧跟在他身后，又追出了一条白狗，一条花狗。他们厮咬着，翻滚着，趋着暗影，靠近了大门。在离大门只有十几步的一堆木料暗影里，三条狗咬成一团。远远地看，像三条狗在争夺着什么美味佳肴。

大队长江小脚在砖石堆后，满意地听着看着成麻子他们的精彩表演，不由想起成麻子刚参军时那副木讷懦弱的样子，那时候他动辄流泪抹鼻涕，像个老娘们。

成麻子他们在木料堆的暗影里耐心地厮咬着。一个伪军弯腰寻到一块砖石，用力投过去，怒骂一声：“这群瘟狗！”

成麻子摹仿出狗被击中的嗷嗷叫声。确实是惟妙惟肖，江大队长憋不住想笑。

伪军耐不住了，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小心翼翼地往木料堆旁走。狗厮咬得更加欢快。伪军走到离木料堆三五步远时，成麻子他们从地上飞一样腾起，兵营里马灯射出的昏黄光线照耀着他们的皮毛，好像三道闪电飞向两个伪军。两个伪军都像装满沙土的布袋沉甸甸地倒了。

成麻子在大门口接住了他那一袋子手榴弹，发疯地往瓦房扑去。他对准一个窗口，接二连三地投进去二十颗手榴弹，屋子里的爆炸声和受伤鬼子的惨叫声使他想起几年前日本鬼子往草鞋窨子里扔炸弹的情景。这类似的情景并没有使他体会到报仇雪恨的快感，反而却有一线锐利的痛苦，像尖刀一样，在他心脏上划出一道深刻的裂痕。

这场战斗，是胶高大队组建以来最大的战斗、绝对辉煌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立了大功的成麻子竟吊死在村头一棵柳树上。他穿着那张狗皮，从后边看，好像吊着一条狗；从前边看，吊着一个人。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