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艺术实践证明。要相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在内矛盾。知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祠示出术，就没有活行行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整体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故弄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进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固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又亦为的忍。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非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改）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日橐，大日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辇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擎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

    “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摘编自《安阳晚报》2016年2月24日）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根基，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灵魂。虽然意象美学对中国文论影响深远，但中国的古典小说似乎不太注意对这一美学精神的传承和使用，《三国演义》等名著都是重视讲述故事情节的硬性结构，忽视情绪、意象、内心这类精神性的软性结构，基本在讲故事的层面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红楼梦》外在叙事形态遵循的是话本小说的套路，但内核却是韵文美学理想的实践，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细节运用方面化用了意象美学的精髓，因而生发出小说的新气象。

    《红楼梦》的结构采用非线性化的方式，通过意象化方式来完成。一般说来，阅读长篇小说需要从头按照顺序看起，因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一样，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或人生的一个横断面，通过这个横断面来表现人物性格命运和历史的侧面，长篇小说则往往通过时间的流逝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因而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被称赞为“史诗”。在叙述的层面上，长篇小说往往注重关联，故事情节的连续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是很多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讲究情节的连贯、讲究故事的悬念，前后联系必须环环相扣，缺少某个环节，可能就不知所云。

    《红楼梦》的结构可以说是反长篇小说的，至少是反话本小说结构的，虽然《红楼梦》在外在的结构形态上运用的是传统章回体，但缺少传统话本小说的悬念感。《红楼梦》没有选取历史上的大事件，主要展现贾府的日常生活，甚至家长里短，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小叙事”的范畴。虽然有研究者说《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兴衰的，但实际上正面写的也只是贾家的兴衰，其他家族的兴衰几乎没有正面描写，都是在贾家的兴衰中侧面“带”出来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贾家衰败的几次重大变故，比如元春病逝，贾政被革职的腐败案，也没有去正面写，只是写这种变故对贾府人物命运的影响。  

    《红楼梦》无疑是写兴衰的，而兴衰往往与时间的流动有关。《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很多节令，已经有研究者对其中的民俗作了认真的研究。而且有些人物的生日也交代的清清楚楚，但是在具体到年份时，往往用“又一年”、“第二年”这样模糊的概念，已经有研究者发现，主人公在年龄上出现讹错，比如贾宝玉和元春年龄的前后矛盾，黛玉到贾府之后的年龄停滞等等，都说明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时间的意义。倒是高鹗在续作中反复明确地点明时间的存在，因为高鹗认为“白茫茫大地好干净”的结局，必须借助时间才能完成。

    高鹗只是按照一般长篇小说的结构去从时间上理解兴衰，违背了曹雪芹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初衷。也就是说《红楼梦》是通过空间的转换来替代以往长篇小说常用的时间流逝的纵向结构。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空间来结构小说，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亭台楼阁、斋庵院轩，形成了小说的块状结构。

（摘编自王干《红楼梦》的意象美学）

与“高贵”的文字结缘

曹文轩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后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谁更有价值，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有先后次序，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趣味。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书并不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当一个善良、充满母爱的母亲为孩子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相同的，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心存质疑——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整体上我们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恐怕也不可靠。我们只需看到：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也不要怪罪作者，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般的提醒。

    有的书具有高贵的血统，有的书则不然。你得承认：中外历史上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具有高贵血统。我这不是说：我们要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排斥在外。只是说：我们应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经典之作。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难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这样的作品、作家恐非一流。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必是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即将消逝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其作品能被当年的小读者在晚年时充满感激地回忆着。

（选自《人民日报》 ）

    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人类劳动得到解放，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同时，工作的固定性越来越少，人们不再会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需要不断地再教育再发展。此外，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又能创造多种多样的条件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人工智能将带给人类的不是失业，而是自由选择工作；不是剥夺人类的劳动权利，而是激发人的多方面潜能。。

    人工智能促使每个人更有尊严地参与劳动，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存在，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 性。在人工智能普及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存不是自己去挣扎，社会奉行的不是丛林法则，而是共生原则。于是，每个人都不需要为基本生存而被迫地劳动。在生存问题没有以社会化的方式解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地求资本家赐给自己工作机会。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屈服，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人工智能大量运用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的时候，个体的生存被社会化就成为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资本逻辑猖獗所导致的除了出卖劳动力什么都没有的无尊严状态将不复存在。在那样的社会里，“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部分人即使没有工作，也照样能合人道地活着。人们的劳动尊严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人们能够真正作为人有尊严地去选择劳动。所以，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是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从而使未来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

    人工智能被大量运用于劳动中有助于异化劳动的克服，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当劳动不再是迫于生计而从事的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体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于是，人们就愿意通过发展自己而参与劳动。当人工智能没有普遍采用的时候，各种阻碍人的发展的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按照荷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人有多重智能，因而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这使有闲暇时间者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当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人们就能将自己的多种潜能发挥出来。在传统劳动组织形式下，人们不得不娴熟地专注于某一项劳动技能，因而其他潜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表明，传统社会里人的发展往往具有单向度性，是适应劳动竞争需要不得不顺从地发展起来的技能。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之后，让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人们将愈来愈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本质。这正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人工智能面前胆战心惊，应该张开热情的双臂去拥抱它。

（编摘自何云峰《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