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一直到今天民间各种剪纸里的鱼，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

     “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繁殖和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存，与此紧密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过客观社会性的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华则将它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与代表繁殖、生存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包含“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世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

     “鱼”的第二个含义是交往和语言。“鱼腹藏书”“鱼雁相通”等，是中国古代流传的成语和故事。从而，“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繁殖和生存，而且也是人的主体间的交往。这交往既包括知识经验的信息沟通，也包括情深意真的感情传达。人的生存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鱼”也就被赋予了从属于人的语义：它保存并传达了人从生活到生产中的大量知识、经验和情感。

    过年过节时，乡村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它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祝福，从而也就不许去打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上把整个宇宙拖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绝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沟通神明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呈显着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

     “鱼”所代表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侮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能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看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正是人的生存和生命。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

（摘编自李泽厚《已卯五说补篇》）

“宫斗剧”的文化本质

    顾名思义，“宫斗剧”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后宫中，“斗”是其核心情节和叙事重心。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厮杀的，是一群原本娇弱的贵族女性。她们拼死争斗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和恩宠。在这些后宫女子的人生中，只要是为了争宠和恩荣，一切手段与权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表现出对这种价值观的绝对认同，没有质疑和反叛，没有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所异者只有手段的高下与计谋的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迥然分野。但即便如此，这些智计百出的女子在强大的男权和君权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她们的得势与失宠，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尊贵如皇后、贵妃，渺小如宫女，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颗棋子。身处其中的女性，因而对自身的险恶处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敏感，种种拿不上台面的阴狠伎俩，正是她们在“斗争”中寻找到的应对之策。换句话说，她们不过是在重演“以恶制恶”的套路。

    从本质上看，“宫斗剧”属于娱乐至上的“戏说历史”，虽然不承担再现真实的任务，但也存在着如何选择和利用历史资源的问题。换句话说，电视剧想象力的匮乏和创作水准的低下，只是宫斗题材重复出现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和隐藏的因素，则与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宫斗剧”不过是类型剧的一种。在“宫斗剧”盛行之前，宫廷题材历史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为代表的“帝王系列”，着力展示当权者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治理江山的艰难，重在塑造开疆拓土、守业有成的明君和廉政清明、以民为先的能臣，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精神吁求一脉相承。而以《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的“戏说系列”，则延续了古已有之的“明君清官侠客梦”的叙事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还珠格格》，也不乏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动机与心理诉求。

    就其审美接受效应的本质看，“宫斗剧”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暗合了当今社会成功至上、唯金钱论、男性中心等潜在的社会心理。例如，商业社会中越来越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就有意无意地鼓励女性学习后宫嫔妃的“隐忍”与“奉献”，促使她们按照男性的意愿，而不是女性的独立意识来塑造自己。而后妃娘娘们施展各种手段去争宠，则与当下社会中复杂的男女关系颇为相似，甚至其“高明”的手段可资借鉴。至于那些人情算计和权利博弈，又有和所谓职场政治对号入座的可能。无论是情场还是职场，古代的后宫纷争一旦和这些现实情境挂钩，一系列“宫斗”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白领女性的“心灵鸡汤”和人生教科书了。

（节选自《人民日报》）

    书信是一种古老的通信方式，也是一种情感交流方式，最早在周朝开始出现。相传三千多年前，周幽王性情残暴，喜怒无常，宠信绝代佳人褒姒而把自己的王后申后幽禁在冷宫。申后遂用宫女之计，为太子“修书”一封，商量废除褒姒的计谋。“书”，最早并不作书信之解，而是做动词，是写的意思。后来才做名词，演变为书信。“家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顾名思义，是家庭或家族内用来传递信息的书信，指写给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和爱人的信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不可少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书信形式。

    明清是家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不但许多文人学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书，而且也有个人尺牍专集和尺牍选本大量涌现，如汤显祖的《玉茗堂尺牍》、袁宏道的《袁中郎尺牍》、郑板桥的《郑板桥家书》、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等家书佳作。王守仁、唐顺之、张居正、汤显祖、袁宏道、王夫之、郑板桥、袁枚、纪昀、林则徐等人的家书流传甚广，内容包罗万象。

    如立身方面，或云做人首先要立志为“天下第一等人”；或云“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不要蝇营狗苟于“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或云人要“益于当时，闻于后世”，从而上可以报效国家，下可以振兴自己的家族；或云“为人勿沾名士之气”，不要自认为有才华，目空一切，大言不惭，那样只会害人害己。

    又如读书方面，或云“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于利禄哉”，读书获得知识、提高素质放在首位，不是一味地灌输读书致仕的思想；或云不要科举入仕，而要努力进取，注重个人修养，做一个真正的有德之人；或云靠读书发迹，靠苦志厉行享誉盛名，光宗耀祖，不要妄自菲薄，甘居人下。有志是基础，有识是前提，而有恒则是保证。没有志向，只会歧路亡羊，盲目从事；没有见识，只会是井底之蛙，所见有限；没有恒心，只会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再如讲为官之道，或云要学苏武嚼毡、马援裹革，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危，宁可抛妻弃儿，置全家生死于度外，舍小利而取大义；或云“为官不宜数问家事”，要正确处理家事、私事同国事、公事之间的关系，以国事、公事为重，致力于为民“兴利除害”；或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一个人没有父亲不能有生命，没有君长的衣食俸禄不能活下去，没有师傅的教导不知道自己的亲属家族，所以对他们应该一样尊敬忠诚，学成归国后，立志做一个对上能够报效君亲，对下能造福百姓的“干城之器，有用之才”。

    凡此种种，大都随想而至，挥笔自如，举凡议政论治、谈诗论艺、训子诫弟、抒情言志乃至言情论爱、儿女姻亲等家庭琐事，皆可入书。父兄们总是用沧桑历尽的生活阅历、韬光养晦的人生经验、伟岸正直的道德人格来教益自家子孙。时至今日，批卷览阅，仍觉熠熠生辉。

（选自《寻根·小议中国古代家书文化》，有删改）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道家以站在世俗之外的心态冷眼旁观，滋生出独特的处世智慧，既有指导实际生活的经验性方法、技巧，也有待人接物的理论性原则、价值，更有超越实际生活、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性境界。

与其他诸子哲学相比，道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守柔尚雌。老子在其书中以“母”“婴儿”，“水”等外表柔弱之物为道的喻体以表示其对柔弱的崇尚。不仅仅是老子，庄子在其书中以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等故事说明，面对强者的压力，弱者的生存之道是以柔弱的姿态应对：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却因其无用之德得以在混乱的世间生存，看似柔弱的残疾人在强者环伺的世界反而能自我保存。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庄子并不是反对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反对仅仅追求知识、不知追求生命自身。自我节制的结果是对他者的宽容。《老子》讲“和光同尘”，《庄子》讲“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是说在人世中，需要一种宏阔的心态对待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道家主张无原则的原谅，老庄对道、德有自己的坚守。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说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禀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也需要保持和谐状态。首先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到“心莫若和”的说法，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其次，自我他者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认为真实呈现的人性是自足的、不喜干涉的，每个人遵循自洽自适的性情，以无为的方式生活在世间，在位者和百姓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百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则会形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对自然环境也是顺应的。庄子曾经指出对于牛马，应该任其逍遥于草地，而不是“络马首穿牛鼻”。再次，道家处世之道要求不能局限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楚王遗弓”的故事中，老子藏弓于天下的视野比孔子藏弓于人的视角宏阔得多。道家追寻的最高道德不是儒家信仰的仁德，而是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是一种空灵虚静之“虚”德，而不是有着仁义等实质内涵的“实”德，是为“游心乎德之和”“道通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摘编自杨杰《道家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