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

    在乡下住了七年，周遭大量的动植物使他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变得相当敏锐，无意中为日后成为诗人播下了感性的种子。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习读古文。这个少年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

    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热切寻找着一些“精神上的家人”。除了济慈，余光中的“精神家人”还有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雪莱、凡·高、王尔德等。大学毕业后没过几年，余光中被公费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

    余光中回忆说，当时杨弦来找他，希望能授权他来谱曲，然后他就把余光中的八首诗谱了曲。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而诱导因素就是耳闻“文革”惨状，担心自己再也回不去大陆的愁思。”事实上，《乡愁》之类的诗余光中至少写了二三十首。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会背。余光中自嘲说：“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在台湾，情况也差不多。

    在当时的环境下，余光中的这首《乡愁》简直就是华语诗坛上的一个绝响。对此，夏志清曾经在论文中如此解读：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却出版了第二卷诗选。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整个中年几乎都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寻寻觅觅，追求归宿。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学摄影出身的陈怀恩原以为余光中的作品就是教科书和校园民歌里的那几首，可以拍成一部“诗V”。了解后才发现，五十多年来，余光中的著作累计有一千多部，他的诗集堆起来比他的人还要高！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他与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妻子范我存之间的深情厚谊。每次朗诵《乡愁》的时候，只要范我存在现场，读到“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一句，余光中总会伸手指向观众席上的妻子，而妻子也会露出新娘般美丽羞涩的笑颜。

    平时，余光中和其他先生没什么两样。早晨起来，会和太太一同散步，也会帮太太洗碗，驾车送太太去买菜，陪女儿逛商场。看到她们购物时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也会和其他男眷一样不耐烦，手足无措。不同的是，对妻子的爱激发出了诗人不少创作灵感。看到妻子腕上戴着的玉镯，余光中便写下了一首诗《问玉镯》。他在结婚三十五周年之际写下的一首《红烛》，更是令人动容。

    最神奇的是，摄制组惊奇地发现，余光中那首《逍遥游》中的文字竟能和江南景色一一对应起来。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解与痛苦。比如去看牙医，那么痛苦的事情，竟也被他写成了一首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

（摘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乡愁》的发表让余光中在华人世界中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乡愁诗人。（《白岩松访余光中》）②谈及对“逍遥”的理解，余光中认为是“不担心”，“但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需要修养到一定程度可以把事情放下，否则一天到晚要为琐事烦恼。不过，人生有时要执着，有时要放下，这也是道家的一种境界。”余光中说，尽管自己还没有完全进入逍遥之境，“不过写作的时候我就放下别的事情。”（访谈录《“想认识我，暂时忘掉〈乡愁〉”》）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相关链接】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为人但有真性情

——怀念王瑶师

陈平原

    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弟子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半个月来一直恍恍惚惚，直到追悼会归来，才确信大树已倒，烟斗不再飘香。记得曾与先生谈起陶渊明的自撰挽歌，先生十分欣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只是学生不肖，无法达观，也未能忘情，只能借此等世俗文字略表心意。

    当年在广州念书，曾听过先生一次演讲，内容并没听清（先生山西口音很重），只是为先生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以及那“莫明其妙”但确是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就此决心北上求学。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庭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我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情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且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先生的治学道路，正像他正在编撰的论文集副题所示：从古代到现代。先生早年治中古文学卓有成就，50年代初撰《中国新文学史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其中的“魏晋风度”不只是先生的治学范围，更是先生的立身处世之道。先生客厅里挂着鲁迅《自嘲》诗手迹和题有《归去来辞》的陶渊明画像，可作为其精神、情趣的表征。

    我从先生念书数载，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先生爱喝酒，但似乎量不大，也未见先生醉过。大前年春节，先生留几位在京的弟子在家里吃饭，听说我不会喝白酒，先生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四十多年前，先生撰《文人与酒》一文，曾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八六年先生为陶渊明学会题辞，又引录了这首诗。先生“诗”不大作，“酒”却是常喝的。整天醉醺醺自然不足为法，可“终年醒”者也如陶令所讥笑的“规规一何愚”。

    学术上先生相当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就不再苛求。可对人生，先生却并不怎么宽容，甚至可以说有点峻厉。几十年风风雨雨，多的是恩恩怨怨，先生不放在心上，并非健忘，而是推己及人，感叹“我在那位子上也许也会这样做”。可理解人性的弱点并不等于泯灭是非，先生谈到有些人和事时声色俱厉，就因为其并非“身不由己”，而是“人品问题”。先生喜欢品评人物，也喜欢谈论轶闻琐事，不是因其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先生往往于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事中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趣味和才情，而且确实有先见之明。我相信先生此等“识鉴”的本领是从魏晋文人那里学来的。先生喜欢把深刻的生活感受凝聚成甚具幽默感而又容易记忆的简短句子，这除了自身的敏锐和机智外，我相信跟《世说新语》的影响不无关系。多少人一辈子说不出一句属于自己的有意思够水平的“好话”，先生却留下那么多耐人咀嚼的妙语，怎能不令人羡慕？

    先生为人坦荡、达观，但又有点高傲、任性，有时甚至近乎专断——这一点子女及弟子的感受可能与外人不同。先生明显“内外有别”，对一般朋友和客人注重礼节，可对子女和弟子却从不讲客套，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先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或者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似乎高傲而又冷漠；但大家都知道先生很有人情味，只是不愿表露。先生常暗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可当面偏又装得若无其事，决不允许向他道谢。

    今年5月7日是先生七十五诞辰，我曾戏拟了一副祝寿的联语：“清茶三盏纵论天下风云说了自然白说，烟斗一根遍打及门弟子挨过未必白挨。”如今，先生走了，再没有人拿着烟斗敲打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及门弟子了。

八九年岁末于北大畅春园

【相关链接】①在上世纪50年代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先生终日战战兢兢，但却坚持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从未放弃。——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②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吐，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潇洒的风姿以及极有特色的、可以称之为“王瑶之笑”的笑声所吸引。——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

居里夫人自传（节选）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包括实验室的职员和学生，都加入了军队的行列，镭研究所实验室里只剩下我和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把实验室所储存的镭，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运用自己的学识，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作应有的贡献。我主要的工作是为各个军事医院提供X射线检查，同时负责组织战地医疗队。

    战争期间，利用X射线能够查出伤员弹片所在的确切位置，医生手术时可以十分迅速和准确。如果是骨骼和身体器官受到损伤，通过X射线也能一目了然地发现。借助这一手段，医生对许多内伤的恢复情况也能了然于心。但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一所军事医院配备X射线治疗仪器，也没有必要的技师，在其他的医院里这种设备也是寥若晨星。

    我决心自己来解决设施和技师这两大难题。我四处奔走，把所有的实验室X射线设备集中在一起，1914年8月和9月两个月里，建成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培训的志愿者在医疗站里负责具体操作。在马恩战役中，这几个X射线医疗站起了很好的作用，只是这种设备和人员太少，无法满足整个巴黎地区所有医院的需要。

    我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他们给了我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经过我的设计和改装，这辆车变成了流动X射线医疗车。车上有一台设备齐全的X射线放射设备，一台发电机固定在车厢里，利用汽车上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以供应X射线设备所需的电力，只要有医院需要，我们便迅速开车赶到。

    医生们尝到了流动医疗车的好处，这种车的需求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我向政府提出了增加流动医疗车的计划，很快得到“全国伤员救护会”的大力帮助，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我的计划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实。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作战区以及法国其他地区，总共创建和改造了200多处X射线医疗站，还为军队装备了20辆流动X射线医疗车。这些车辆都是各界人士慷慨捐助的，还有些人捐赠了整套的X射线放射设备。这些私人捐赠对救助战地受伤士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称职的司机很少，没办法我自己学会了开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亲自开车前往。那些医院和救护站的医生、护士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的精神，使我们心生钦佩之情，并常以她们的精神鞭策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些被抬到救护车上的伤员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目睹。在作X光检查时，他们咬紧牙关强忍着搬动身体所带来的剧痛，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经常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摧残，永远忘不了那血腥恐怖的场面，我坚决反对一切战争。

    当时我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没有得力的助手，帮助我进行X光检测。因为X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使用不久，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战争时期，符合条件的人大多数都去服兵役了，我决定培养妇女做我的助手。于是，我向卫生部建议，在伊迪斯·卡维尔医院下属的护士学校里，增加一个X射线照相科，我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1916年，镭研究所开始组建这个科并培训学员，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培训了150名妇女。所学习的课程有基础理论和解剖学，此外还要接受一般的实习和训练。她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但只要肯努力学习，便能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这里毕业的学员后来都成了优秀的X射线照相技师，得到了卫生部的赞赏。其实，按她们所学的课程只能成为医士的助手，但是她们当中却有很多人能够独立操作这项技术，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由于战争期间从事了大量医疗救护工作，我在X射线在医疗的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医疗检验新技术知识。为了说明、证实X射线照相术对医疗的重大价值，尤其是对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和平时期的用途进行比较和说明，我编写了一本名为《战争中的放射学》的书，并将它出版发行。

（节选自《相伴一生的伟大传记》）

    我于1986年考入军艺文学系，比莫言低一届，他是师兄。当时，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莫言已成为很多文学青年的偶像。记得1986年我从广州军区去军艺参加考试时，在食堂门口遇见本军区的作家雷铎，他介绍旁边一个胖胖的人说：“他就是莫言。”接着我们蹲在草坪旁吃饭，因为当时文学圈流行一种“凭感觉写小说”的说法，而莫言的作品正成为这种说法的例证。我就问：“什么是感觉？”他狡黠一笑，回答：“都是瞎扯的。”实际上，他对家乡高密生活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对莫言最熟悉的，是他的军艺同班同学，后成为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朱向前。昨晚，我和朱向前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你知道莫言的笔名怎么来的吗？”“当时文学爱好者很多，但不少人是把文学当作名利的敲门砖，不去刻苦写作，而是到处清谈吹嘘。莫言虽然当时没有名气，但很看不惯这种风气，认为作家还是要靠作品吃饭，莫要靠嘴巴发声音。于是给自己起了这个笔名，正好也与真名管谟业音相仿。他的性格也是如此，平时很少说话。”

    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由著名作家、后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将军领衔，创建了文学系。莫言当时是总参下面一个学校的副连级教员。他报名参加了几轮考试，也获得了通过。但不知何故，他却没在规定的时间来军艺报到。按规定，他就不能录取了。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系主任徐怀中把他叫去，问他写过什么东西？莫言忐忑地从包里摸出1982年发表在《莲池》上的小说《民间音乐》递过去。徐怀中看完，用异样的神情望着面前的年轻军官，说很好呀，报到吧！就这样，莫言这匹“千里马”，让“伯乐”徐怀中一眼相中，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昨晚，我联系徐怀中，他正在广西休养，老部长对弟子的获奖表示祝贺，随后又淡然一笑说，我就不评了，现在应该让广大读者评说了。

    朱向前说，开学时，全班先自我介绍。他们看到许多当时军队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面前，有李存葆、钱钢、李荃等等。数来数去，就他们俩是无名小卒。去饭堂的路上，他俩自然靠拢。朱问：“你写过什么？”“嘿，不值一提，我就是来瞎混的。你呢？”“我从福州军区来的，写过点小玩意。”

    军艺的学员宿舍是四个人一间，在这种环境下，莫言无法安静地写作，于是就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写。每天晚上，同学们有的外出访亲探友，有的喝酒侃大山，有的看书，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写就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但莫言很快就开始爆发了。从1985年开始，他陆续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枯河》《红高粱》等。国内文学界到处在打听：谁是莫言？他是干什么的？当知道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的学生时，许多杂志的编辑以及文学爱好者，都跑来狭窄的宿舍，找他约稿，探讨文学。他只得躲起来。1986年，著名作家张洁应邀来军艺上课，她说她刚从法国回来，外国的作家问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她说：出现了莫言。

    而朱向前则凭借同窗好友的关系，成为最早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他从1986年开始评莫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评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堤岸之间》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人民日报》在1986年12月首次评价莫言也是朱向前的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而最早预言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是朱向前，他在1990年任军艺文学系教授时，就在课堂上说，莫言的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村，但深刻的人性刻画，生动的语言描绘，已超越国界。他将成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如此大胆的预言，使他受到很多质疑。但近来，朱向前接到无数电话祝贺：“你的预言应验啦！”

（摘编自《中国日报》，作者张晓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