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朝建立前，即开始制定律令，成律285条、令145条，于洪武元年（1368年）颁行。洪武六年（1374年），在此基础上颁行《大明律》30卷，606条。此后又反复增删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颁《大明律》30卷，460条，成为定稿。重颁《大明律》的篇目由《唐律》十二篇改为七篇，依次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位居“十恶”前列的谋反、谋大逆之罪，唐律规定犯者斩，其父及年十六岁以上者绞，其余亲属不处死。明律则把犯者凌迟处死，亲族男子如祖、父、伯叔父、兄弟、子、侄、孙、不限籍异同，以及异姓同居之人，但年十六以上一律处斩。唐律对此类大罪注意区分情节，如“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及“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能服人”之类，皆适当从轻处理，明律则无此区别。又如私铸铜钱之罪，唐律流三千里，明律则论绞。不过有关典礼、风俗、教化等虽危害政权、社会，但并不严重的犯罪行为，明律量刑比唐律为轻。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明初，皇帝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原来的皇帝—中书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出现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格局。皇帝既是决策首脑，又是行政首脑，事无巨细须经皇帝批准，于是，皇帝设辅佐机构内阁，帮助处理奏章，但内阁票拟之后的“批红”权，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明朝省级行政实行三司分治制度，都直接向朝廷负责，以确保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是明朝在行政制度改革方面的成功之处，也是明朝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保障。

材料二：明朝在立国之初，着手制定《大明律》，又颁布《大明令》，还不断颁行“榜文禁例”。作为法典的“律”与“例”，在司法层面必须遵守“准情用法”的原则。行政官员在处理形形色色关于赋税、治安等方面的诉讼案件过程中，其“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使“引经决狱”网开一面的司法善意受到制约，同时使凭着个人好恶情绪任意作出司法结论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仍然出现官吏利用法律条款的复杂性、权柄倒持“玩法舞弊”的情况，但与过去“任人”执法、无视法律、任意裁决的情况开始有了区别求依法办事，而且不断提供日益严密的法典作为司法的依据是明朝法制文化的基本特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