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和艺术的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儿童游戏时常怕旁人看见，所以躲在成人的背后。他们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同情和赞赏。尽兴极欢，便已达到游戏的目的，不必有美丑的分别。儿童在游戏时，愈没有人看见，精神愈专注，幻想愈浓密，兴致也愈畅快淋漓。他抓住一个玩具，可以单独一个人接连玩上几个钟之久，不觉困倦。他没有把我和物分清楚，自己高兴时以为旁人和鸟兽草木器皿等也都和自己一样高兴，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旁人以求同情的意思。儿童自然也有时欢喜成群作戏，但是每个人仍只顾到自己。他既然可以和猫狗玩，和玩具玩，自然也就可以和同年的小伴侣玩，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小伴侣是旁观者或是同戏的伙伴，他把他们也不过着作玩具一样，借以实现自己的幻想罢了。他扮店主，他弟弟扮主顾时，他弟弟就只是主顾而不复是他弟弟，如果他弟弟不在时，他也可以拿傀儡做主顾。他玩得高兴时，他的伴侣头撞痛了在号啕大哭，他心里却若无其事地仍然继续玩他的。从此可知游戏的动机中很少有社会的成分。年龄渐长，游戏中或许逐渐杂入社会的成分，但是那就不是纯粹的为游戏而游戏了。

    游戏不必有欣赏者，艺术的创造就不能不先有欣赏。游戏只是表现意象，艺术则除“表现”之外还要“传达”。艺术家见到一种意境或是感到一种情趣，一定要使旁人也能见到这种意境，也能感到这种情趣，心里才得安顿，所以他才把它表现出来，传达给旁人。传达欲是同情心的表现。人是社会的动物，到能看出自我和社会的分别和关联时，总想把自我的活动扩张为社会的活动。同情心是为群的也是为我的。它是为群的，因为它要分享旁人的苦乐；它也是为我的，因为它要把自我伸张到社会一样大。

    因为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冲动的要素却恰在社会性，所以游戏不必有作品，而艺术则必有作品。作品的目的就在把所表现的意象和情趣留传给旁人看。罕恩在《艺术的起源》里说：“游戏和艺术造成另一个世界。游戏只要过剩精力已发泄，或是本能已得到暂时的练习，便算是达到目的。艺术的作用却不仅在造作的活动，凡是真正艺术的表现都必有一件东西做了出来，可以流传下去。”儿童在沙滩土堆砂为屋，随堆起，随推倒，既已即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往往用慈母保护婴儿的热爱去珍护它。这个分别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成为具体的情境。这就是所谓“表现”，不过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则有社会性，它的要务不仅在“表现”而尤在“传达”。艺术冲动是由游戏冲动发展出来的，不过艺术的活动却在游戏的活动之上下过进一步的功夫。游戏杂用金砾，无所取择；艺术则要从砂中炼出纯金来。

（选自《朱光潜美学文集•文艺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删节）

    ①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②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③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④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⑤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⑥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因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⑦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张岱年先生主编了《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而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是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这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在讨论老子时就阐释了“道为万物之索”“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物，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透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这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这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都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着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心理效应和刺猬有关，被称为刺猬效应。刺猬效应是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的现象。人们在社交中如何保持合适的距离的确是一门艺术。“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恰到好处是其中的真谛。

    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认为配偶和情侣之间如胶似漆、亲子之间形影不离、朋友之间亲密无间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距离上存在倒U型关系，适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会使人舒服自在，过远或过近的距离会使人压抑、厌恶和疏离。适宜的距离是夫妻双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夫妻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既能保持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发展，整个家庭系统也能从中获益。家庭系统是由父母亚系统、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和同胞亚系统组成的。各个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功能结构。夫妻亚系统伴随家庭的形成而出现，双方相处需要亲密但不能形成桎梏。

    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父母亚系统和亲子亚系统就出现了。良好的父母亚系统应该形成界限，孩子既可以跨过界限接近父母，但又不能干扰夫妻亚系统的功能。有些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孩子的父亲，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利于父亲参与孩子的教育。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会出现同胞亚系统，孩子们之间在互动中学会支持、合作、保护、竞争、反击以及协调。

    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是很多父母关注的问题。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都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年幼的孩子会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父母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和孩子一起养成好习惯。父母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学习生活技能，一旦孩子学会后，父母就应该放手，给孩子留出发展空间，而不是继续替他们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在10岁之前孩子已经建立了好习惯，这些习惯在10岁之后会引导和约束孩子。

    除上述亲密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上下级、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相处。

    在职场中，领导者要做好工作，需要与被管理者保持“亲密有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远不近、恰当的合作关系，领导者既要有亲和力，也要与被管理者保持心理距离，做到“疏者密之，密者疏之”。

    美学上有句名言：距离产生美。人与人之间如果想和谐相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人际空间距离。相互交往时空间距离的远近，是交往双方之间是否亲近、是否喜欢、是否友好的重要标志。人们在交往时，选择正确的距离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从“刺猬的拥抱”看人际距离》

    伴随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加大，许多农村已不再是“垃圾乱堆、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形象。笔者日前走访一些村庄，乡间小道干干净净，农房墙体统一美化，就连犄角旮旯处也难觅垃圾踪迹。村干部说，现在政府专门有农村垃圾处理项目，村里垃圾定时运，农村不再是“灰头土脸”。不过，农村垃圾处理也有难题。村干部说，许多村民垃圾分类习惯尚未养成，垃圾桶里厨余垃圾、残砖瓦片，甚至农药瓶子等混在一起，集中、转运难，后续处理也难。村民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有的村民觉得“垃圾扔桶里就行了”，为啥还得费工夫分类，而且要用好几个垃圾袋，挺浪费的。有的不清楚如何分，扔垃圾倒成了麻烦事。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须解决农村垃圾处理这个难题。中央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垃圾是主攻方向之一。政府在资金、人员、设备等硬件上不断补齐短板的同时，不能让“干部干、群众看”再继续下去，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解决农村垃圾处理“最初一公里”问题。

    做好农村垃圾处理，首先要源头分类。过去各类垃圾混在一起，通过填埋或焚烧等方式处理，不仅处理体量大，设备损耗快，而且有害垃圾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况且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不少金属、塑料、纸张等可实现再回收利用，一扔了之，造成资源浪费。实践证明，源头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农村居住分散，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若能在源头将可回收、可沤肥等垃圾分拣出来，能减少垃圾运输、处理的成本。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得立足农村实情，多想接地气的好招。城乡生产生活环境不同，垃圾成分构成迥异，照搬城市“有机”和“无机”分类方式，脱离村民实际生活，村民接受度不高。比如农村瓜果皮、剩饭菜等易腐垃圾多，恰恰可沤肥再次还田。有的地方将农村垃圾分为“可腐”和“不可腐”，最大程度方便村民理解，再通过保洁员的二次分类，确保源头分类质量。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机制，调动村民积极性。针对村民的疑惑、遇到的问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让大家畅所欲言，干部及时解答。制定村规民约，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成立监督小组，确保垃圾分类有人管、管得好。有的地方举办“最美庭院”“垃圾分类能手”等活动，农民踊跃参加；有的地方探索垃圾分类积分制，可在小超市等兑换商品，将垃圾分类和农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吸引农民参与。

    建设干净整洁的农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顺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政府和农民一起发力，确保垃圾不落地，让农村“颜值”越来越高，农民生活越过越舒坦。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