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国家元首的“巧克力大王”

周有恒

    波罗申科，1965年9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中西部南布格河畔的文尼察市。在家乡读完中学后，波罗申科以优异成绩考入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系，专业是国际经济学。

    1989年从基辅舍甫琴科大学毕业后，波罗申科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波罗申科刚起步阶段必然经历低谷和坎坷，他做过不少生意——卖过好莱坞电影碟片，还开办过一个小型的语言学校，但这些生意都不长久，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后来，头脑灵活的波罗申科开始寻找新的商机。当时正值苏联剧变前夕，他与同班同学扎伊采夫合作，从比利时和荷兰购买可可豆（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卖到苏联各地的糖果厂。自此，他的生意逐渐顺利起来。

    卖可可豆让白手起家的波罗申科获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事业做大做强。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年代里，乌克兰的权贵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鲸吞国家资产，一批新贵寡头应运而生。这种乱局也让波罗申科抓住了发家机遇。在私有化浪潮汹涌、国家价格管制失效的背景下，百姓纷纷出售手头的债券，波罗申科乘机廉价收购了几家糖果厂，并于1995年将它们整合起来，组建了乌克兰最大的糖果公司——如胜公司。如胜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十亿美元，波罗申科因此赢得了“巧克力大王”的绰号。

    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在创建如胜公司两年后即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乌克兰的政治活动，1998年，他首次当选乌克兰国会议员。

    波罗申科投身政坛后最大的一笔投资，始自“橙色革命”期间。尽管不确定这个富商到底为“橙色革命”投入了多少金钱，但他被普遍视为“橙色革命”的头号资助者之一。波罗申科和“橙色革命”的“领头羊”尤先科往来甚密，尤先科还是波罗申科双胞胎女儿的教父。当尤先科2005年赢得总统宝座后，波罗申科曾希望自己能够出任总理。但尤先科选择了自己的铁杆盟友季莫申科，而将波罗申科任命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不久，随着“橙色革命”联盟的土崩瓦解，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一起被尤先科撤掉了职位。此后，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波罗申科担任了乌克兰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2009年被尤先科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波罗申科被视为尤先科阵营的一员，但当尤先科的政敌亚努科维奇2010年当选总统、许多人以为波罗申科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波罗申科却以自己的努力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波罗申科的政治智慧不仅仅只限于在多届政府中游刃有余，在2013年11月开始的那场乌克兰政治危机中亦得到充分展示——广场集会开始后，波罗申科凭着商人的敏锐，抓住机遇，完全转入反亚努科维奇阵营，为广场上的人们提供水、食物与燃料。波罗申科是唯一一个资助了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示威者的富豪。

    亚努科维奇倒台后，亲俄部队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波罗申科试图启动与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政府的会谈。他曾飞赴那里，希望与亲俄部队谈判。虽然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赶走了。但波罗申科是乌克兰唯一一个敢这么做的政治家。

    据选前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波罗申科的支持率高居榜首，成为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他的主要对手、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位列第二，排在这二人后面的还有乌克兰国会议员、前经济部部长季吉普科和拳王克里琴科等。

乌克兰选前的情势，也对波罗申科非常有利。呼声甚高的克里琴科突然在3月29日宣布放弃参加总统大选，转而参加基辅市市长的竞选，并随后表态支持波罗申科，这无疑为波罗申科增添了更多获胜筹码；刚刚出狱的季莫申科已是过气的政治人物，政治信誉已经被透支，人气大失；曾经的执政党——地区党在亚努科维奇逃亡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出现独立浪潮，一些波罗申科支持率较低的地区拒绝举行选举，这客观上也有利于波罗申科胜出。一切都在朝有利于波罗申科的方向发展。6月2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奥亨多夫斯基正式宣布，波罗申科当选总统。

波罗申科原本属于政坛上比较低调的人物，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但自从他参与总统竞选成为公众人物后，乌克兰未来的“第一家庭”已开始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波罗申科和妻子育有两子两女。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阿纳托里耶夫娜辞去工作，回归家庭，在家相夫教子，甘当贤内助。波罗申科家的传统是：在家不谈政治；重要节日要一起庆祝；妻子生日时外出旅游。夫人阿纳托里耶夫娜是个热爱生活、富有个性的现代女性。她说：“我从来不去美容院，我也不喜欢‘第一夫人’这个头衔。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头衔会让我和别人产生距离。”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9期）

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卫毅

    1947年秋天，周汝昌的命运被一只装着书的篮子改变。他的名字从此与《红楼梦》相联，直到他于2012年5月31日去世。几十年中，人们想到他时，头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红学家。

    作为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敦敏所著的《懋斋诗钞》。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中的书传下来时，周汝昌发现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然而，两人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胡适认为《红楼梦》不及《儒林外史》，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周汝昌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他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他重返燕园。“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此时，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读《红楼梦》时发现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周祜昌看到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

    周汝昌细读《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并发表，引起了轰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称赞他并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唯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一天，他从家对面书店里的《红楼梦新证》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人物有很大不同。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此时，周汝昌已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周汝昌在书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著，曹雪芹是旷世天才。《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

    一年后，他奉调回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批俞”“批胡”运动开始。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成为“污点”。随后多年，他一次次被“思想改造”。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干不了重活，就被分配去挑粪，与杨霁云同组。从茅坑到菜园，有一段路程，路上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就停在树下，在大粪旁漫谈《红楼梦》。

    1970年8月，他再被调回京城。2004年，他写的《石头记会真》出版。《红楼梦新证》与《石头记会真》，被人们认为是他红学研究的两大高峰。

    56年前，他向胡适借得《甲戌本石头记》，并向胡适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这个愿望的实现，用了56年。

    胡适早已辞世，《石头记会真》成书时，周汝昌心情非常复杂：“我不知以何言辞表达我的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周汝昌服膺曹雪芹之言：“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这也是他的人生感叹。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炮”，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周汝昌曾请人在自己的石质镇纸上刻下两句诗，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1949年，北平解放，百废待兴。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广揽人才，四处奔走。这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他的努力，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3年，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1957年秋，李德伦学成回国，担任中央乐团指挥。之后多年，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介绍给广大听众。他也曾率团到港澳、朝鲜、日本等多个地区和国家演出。又先后到苏联、芬兰、捷克、古巴、卢森堡、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访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对乐曲的深刻理解，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使得国外的同行为之折服。他成为我国享誉中外的国际级指挥大师。

    突如其来的“文革”，神州罹难。李德伦这双创造美、复活美、播洒美的大手，拿起了改锥、扳子，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他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在这场劫难中，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使李德伦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这条回回汉子，巧妙应付，从容迂回，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断其刚。他把大写的人字，写得更有光彩、更为淋漓。

    当神州恢复澄澈时，李德伦已过耳顺之年。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正常的排练演出已经屈指可数。一种焦灼的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一心要让中国交响乐重回大众耳畔，重新走向世界乐坛。他不顾多病体衰，不顾因肾癌而摘掉一个肾以后体虚乏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1977年3月26日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李德伦给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爆响世界。世界上音乐人群惊诧不已，惊喜万分。李德伦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

    国门大开，流行文化充斥市场，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一切空间，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那虚假的“沉醉”，缺少品位的“粗豪”，被人模仿、追逐。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李德伦忧心忡忡。他无意去否定时尚，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雅与俗，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而粗俗、恶俗，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李德伦又开始构思一个中国音乐界的“史无前例”。

    这场《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演出阵容庞大，完全是挑战极限：11个音乐团体，810多名演奏乐手。指挥均由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任。《交响乐之春》共演出两场，场场爆满。特别是当李德伦指挥810多名乐手的大乐队，奏起《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时候，观众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天籁”之中。这场音乐会，被报纸誉为“曲高和众”、“八百勇士壮举”。

    北京当时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他亲自考察、策划、上下奔走，从设计到施工，事一无巨细，都亲历亲行。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终在1986年完工，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长。李德伦身后矗立起一座音乐届的丰碑——北京音乐厅。李德伦在建厅之初，留下一句话：这里不演流行音乐。这句话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

    2001年10月1 9日零时39分，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归真，享年84岁。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一个个远离了我们，丁峤、李超、王连芳、马坚、马松亭……他们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段辉煌。

    但是，他们之所以为举世人崇敬仰慕，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才能？

（节选自《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作者李佩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3年，到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当指挥。建国后，李德伦先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李德伦多次在国内指挥演出，多次应邀赴欧美各国访问演出，并任客座指挥，享有世界声誉。

（《百度百科》）

②担任中央乐团指挥期间，李德伦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他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进一些地方乐队如北京、山东、内蒙乐队的建立及北京音乐厅、广州音乐厅的兴建。并到全国各大学，工厂及机关团体举办“交响乐讲座”。

（中国音乐家网《李德伦》）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