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著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1986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说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摘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②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体现了他个人的性格，不如说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国家。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

（选自刘仲敬《中国外交的顾维钧时代》，有删改）

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发动浙赣会战，战火再次延烧到了江西境内。6月中旬，位于赣中泰和杏岭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园内，大学教授姚名迭与在校学生一起组成战地服务团，怀抱着“爱国岂敢后人”的豪情壮志，慷慨激昂地奔向抗日战场最前线。这群平时“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在7月7日与日军短兵相接于新干石口村时，充分展现出了中国丈人的坚强与勇敢。团长姚名达身先士卒，率领团员奋勇杀敌。最终，姚名迭与另一名团员吴昌迭，不幸以身殉国。

    1905年出生的姚名迭，以身殉国时年仅38岁，无怪乎吴其昌、顾颉刚等昔日同窗师友无不感到突然与惋惜。姚名达去世时，他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协助导师粱启超记录整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以及自著的《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等。从学术的发展看，从来就是可以有天才的科学家，天才的文学家，却不可能有天才的史学家的。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浮的文科教授而言，38岁正是迎接学术上更大发展、更大辉煌的学术年纪。而根据王咨臣先生的整理，姚名达实际上也已经为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宏大的规划，他计划要完成《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等著作。其中，完成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姚名达甫入清华便立下的宏伟志愿。即便是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只有这部《中国吏学史》才称得上不朽。姚名达的逝世，使得他的《中国史学史》只留下了一部1934年的油印本讲义稿，一直未能出版，后世治史学史之学者遍寻不得，皆扼腕叹息不已。

如果不是1932年的那场炮火，姚名达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本来是有可能完成的。1929年3月，姚名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除了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和著作外，还积累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突然降临的炮火，不仅毁了他的家，而且也给了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并立志要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历史学家的姚名达巨大的打击。

    在伦理学上有过一个经典的问题：爱因斯坦正在写他的相对论，但是隔壁有一场火灾，邻居有个又老又丑、行将就木的老太太需要救护，爱因斯坦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每一个人对这个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但按照康德的哲学回答，爱因斯坦就是要去救，这才能显示出绝对命令，显示出人的高贵。姚名达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选择。

    1932年的2月8日，在无桌无椅的困境下，姚名达写信给胡适：“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1933年，名达与第一任妻子黄心勉在上海办起了《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1937年8月，姚名选与妻子巴怡南一起，将他们订婚的戒指捐赠出来，并呼吁全国妇女将饰物捐赠给国家，以增加抗战实力，“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1942年7月，在樟树抗战前线，面对旁人的劝阻，姚名达毅然决然地答道：“唯有能致力抗战，方能胜任建国，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如此一步一步地，姚名达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最高的哲学问题！那才是一个性情人应该做的事情！

1946年，历经劫难的清华大学重返北平，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时，特别回顾褒扬了抗战期间牺牲的清华校友姚名达等人，誉其“皆足名垂清华史，实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洁琼亲笔题词，称赞姚名达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69年之后，我们重新回眸这位走向抗日战场的教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姚名达的自我选择，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精神的传承，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忆启功

    在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社会各界的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缅怀和纪念他，这一现象足以反映出启功先生学术思想、艺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影响深远!

    启功先生生前担任了中国书协的最高职务，他潜心研究传统书法艺术，临习大量碑帖，不知疲倦地耕耘，形成了俊朗、清秀、端雅的“启体”风格。他的书法作品在各个社会场合中存在，并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传阅和珍藏。不仅如此，启功先将学术触角辐射到古典文献、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物鉴定、红学、诗词、书画等，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研究和创作的所有领域。

    他根据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讲事实、重本质、析源流，因而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建树。比如，《汉语现象论丛》大概是自语法学建立以来唯一一部真正立足于汉语实际的语言学著作，系统论述了汉语使用中许多独特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又如，《论书绝句》只有100首七绝的诗文和注释，中肯地评价书家成就、碑帖真伪、流派渊源，提出“透过刀锋看笔锋”、“一从证得黄金律”等著名的论断。最后，我们发现，在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中评价启功先生都是不够全面的，而相关的领域都有他的影子清晰存在!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去世后的官方讣告中有“国学大师”的名号，至于民间，或许还会更加直接地冠以“最后一位”的限定语吧。

启功先生于1912年生于北京，虽为皇族贵胄，但家道早已衰落。他早年丧父，家里就靠寡母苦苦操持。在父辈的几位门生仗义相助下，才得以在汇文学校读书，但终因经济困难，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后有幸师从陈垣先生，恩师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终身难忘。他的学生不知听了多少遍启功对恩师陈垣的怀念和感激。在《上大学》一文中他曾写道：“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的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而在自己的执教生涯中，启功又将此“恩”传给了学生、后辈。他待学生如孩子，甚至在日本以及香港也不忘给学生买回昂贵的书籍。学校准备设立一个基金会奖励优秀学生，启功很支持这件事情，耄耋之年的他为此呕心沥血伏案三年，终于完成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香港义卖得了163万元人民币。但他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坚持以“励耘”命名，因为先师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他要以此纪念恩师。

启功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谁也奈何不得。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登报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功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功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

早在1978年，六十六岁的他风头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如今，我们以虔敬之心缅怀启功先生，他用93载的人生路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让我们仰之弥高，永记心中。

（选自2012年7月《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池莉专访：在生活中修行

“车、房，所有这些面上的东西我都不热衷。”2007年的春天，池莉在酒店大堂一边看手机短信，一边果断总结。这个终日白描物质的女人，自己却在恰当的时机看穿逃离，大约有十余年的时间，池莉不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不请著名人物作序或者写书评，拒绝电视，关闭博客。她在武汉市郊安家落户，自己种菜自己吃，满足于劳动后一身大汗，享受着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快活：“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

在生活中修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小说中的市井描写和你的清静生活差别很大，仿佛是一个人一边在茶馆说书，一边在庙里修禅。这种转换会让你觉得不适吗？

池莉：没有。如果不这样就不是我了。我就是需要这样，我一直都很静，而且还一直在刻意地修炼自己内心的平静。海必须很深很静，才可以在表面翻腾出各种浪花，很浅的水都是泡沫。作家要目光清澈，首先物质欲望要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达到了理想状态吗？

池莉：修身养性不是一天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修炼得越到位，感觉越好。中国式样的生活是从政治到社会到人事，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状态。作家看得越深越透越好，写得越像越客观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阅读，你通过什么途径来观察这种复杂生活呢？

池莉：不需要什么刻意的途径啊！我就在生活。生活对我来说无处不在。不是你不出去就没有生活。对于一个修炼到一定层次的人来说，光是看和思想，就足可以达到生活的最深处；而一些生活现象与场景，在写作中就是技术性问题，很简单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担心被时代淘汰吗？

池莉：任何时代都有不被淘汰的作家，也都会有作家被淘汰。作家和社会的变化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作家自己。最好的作家无需把所有的职业都做完了再来写作。他把握的是人类的灵魂和精神状态。

幸福感与成败无关

中国新闻周刊：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烦恼人生》里，你在前言中介绍，我只剩下了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这个愿望如今变化与否？

池莉：我在80年代后期发愿，所谓好好过日子，就是要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远离世俗热闹，断绝名利诱惑，让自己的文学感觉更敏锐，思想更深远和明澈，更有能力理解真实的众生并写好每一个文字。

20年前人年轻，名利愿望很强烈，不过同时也已经感觉和意识到了浮云遮日的可怕，那时候我要求自己开始“好好过日子”，也就是好好开始个人的修炼，目标是争取十年还有读者。感谢上苍！我的愿望基本实现。不过，我还在坚持修炼和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来说幸福的元素除了写作，除了女儿，还有什么？

池莉：现在我对幸福的要求，不落在什么具体的元素上。不需要外部的任何形式来给予我幸福感。甚至它不具体地落在孩子、落在写作身上，更不落在名利上头。只要有心情，有能力而且有时间做我自己一心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很幸福。和事情的成败没有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你，为何而写作？为谁写作？

池莉：现在的我，与从前的我一样：为自己天生的热爱而写作，为神交的读者而写作，为我母语的众生而写作。

知天命之年的池莉看上去大方得体，衣服颜色搭配及装扮和谐，精力充沛，不讲废话，谨慎而知进退。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总结，驻颜有术的女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

《池莉影记》里有一张她上大学时的照片，连衣裙的棉布是她费好大劲才买到的，款式是自己设计的，并且为此制作了一条项链，巧妙遮住了一小块疤痕。如今的池莉仍然善于修饰，保养得当，甚至连声音都很年轻，包括语气和声调的起伏，略熟以后，她的诚恳和天真就像泉水里的泡泡一串串冒出来，但绝不水花四溅。

采访中，她拒绝摄影师近距离拍照，她自嘲不上相，“所有的摄影师都不喜欢拍我，没有轮廓。”她认为自己最好的照片都是家常的，因为只有家里人才懂得怎么拍她。她做得一手好菜，女儿赞扬作家妈妈的手艺，总是能够让自己胃口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