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建国伊始（洪武元年正月）颁行的《大明令》，对于庶民房舍的等级规定：“庶民所居堂舍，不过三间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饰”。【《大明令·礼令》】

明末，江南的富商“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顾起元《客座赘语》】

住宅内的装饰和家具的质材日益讲究，皇室、官民四处伐采。山西祁县“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嘉靖初，邑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天若暴雨，……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光绪《山西通志》】

——摘编自姜文川《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住宅僭越为例分析》

材料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