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易水不寒

卢世龙

    在漂泊与寻找之间，我总会有意或无意地感到岁月就像一条河。尽管河的左岸是难以释怀的记忆，右岸是充满玄奥的无穷未知，但河里飞快流逝的绝对是人的鲜活生命。

    对于易水河的膜拜，源自一位名叫荆轲的英雄。世间孤胆除暴的好汉多得很，然荆轲明知有去无回，仍临河高歌，绝尘远行。慷慨悲壮，不但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易水。

    那时，平静的燕国，大地常绿，燕山常青。冬日里，雪花大如席，漫天落下，给茫茫山岭笼罩厚重冰盖。然后，春夏之季，慢慢融化。条条涓流融入易水河道，汇成清澈透明的涟漪，抚慰鲜活的水草游鱼，抚慰多姿的大地生灵……

    人生不过是一场漂泊，并无意义可言。而寻找精彩的漂泊方法，给灵魂一个好的归属，或许便是做人的意义所在。

    英雄去了远方，那里是另一个世界，谁也无法知道那边是个啥模样。不过，英雄和筑而歌，仰面痛饮，登车壮行的易水仍在，仍是千秋万代子孙们感受英雄精神的场所。物欲盛宴下的人群，没有人文精神壮骨活血，往往迷失自我。

    没错，面前的易水河，枯草杂存，乱石遍地，更像平缓沟渠。它非但无水，反倒让人燥热难奈。如此沧桑，或许是在证明，伴随时间河流消失的，更有自然河流。如同一个小小的“！”号，我再怎么疲惫不堪地为她奔波，也注定只会留下慨叹。使劲揉搓眼睛，擦拭满脸汗泥后，便想，这黄沙漫天，黄尘遍地的世界，真的是英雄所要拼却宝贵生命捍卫的家园吗？历史长风，蔓延一沟惆怅。既然眼睛看不到水，就用脚去看吧。尽管步履沉重，我仍打起精神，奢求收获易水对我的哪怕点滴馈赠。顺缓坡而下，我将苍凉枯槁沙沙踩伏大串印痕，它们也在我的裤腿留下道道黄泥标志。有沙粒相继入鞋硌人，有顽石偶尔跌撞绊人。但生活路上的磕绊再怎么复杂多变，我们也不能因之忘却既定目标。我屏息直奔河的中心地带……不远处哄地飞出一只小鸟，吓一跳。原来，水是有的。密集枯苇菖蒲，裹挟一线时断时续的浊流，浮些黑不溜秋的塑料泡沫，猛一下还难看清水的模样。原来，似无却有的水，蜿蜒于沟心草丛，时不时蜷个凼，积成汪。

    我轻轻提起裤管，悄悄蹲下身去，生怕一不小心，扰乱这脆弱的宁静。慢慢拨开漂浮物，但见水底融着厚厚的黑色汁液，仔细瞧，怎么也看不清凼的底部是个啥模样。这简直就是中国历史的翻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把底牌给藏着掖着……可我依稀看见，水中有个秃秃的圆球，悬浮不定。人或许是生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看到的事物就会是什么模样；也或许是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事物。醒过神来，才知那是自己的脑袋。世界真是越来越莫名其妙，对照浊流看自己，原来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正感慨着，右脖颈生生地酸痒起来。抬头，满天沙尘纠结菖絮和杨絮，如城市噪音，一阵紧接一阵疯狂地扑来。我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它们却魔鬼般钻进衣里，某处发痒，浑身难奈。这世间呀，人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家园。所有追求，都直接影响人格发育。且人们让河流沧桑不堪，成了河不河鬼不鬼的样子；河流便让人们痛苦不堪，活得有话说却无处诉说地憋屈。于今的燕山系脉，恰似难于收拾的乱石堆；而纤毫般的易水，更像它的一行辛酸浊泪。

    我站在干枯的河床上，完全是在亲近易水河的残骸。

    一条以水承载人文精神的河流，于今连水都没有了，这失去的又岂止是蓬勃生机，它更是全部的精华和荣光啊。

    在华北平原的广袤背景里，易水显然不够小鸟们饮用。游人满怀肃穆接踵而至，满目苍凉，易水不寒，心寒。

    适有老汉路过，见我一身狼藉，面露哂容。遂问，这是易水河吗？答，那是荆轲塔，不是易水河是啥。这河三十年前还清水滔滔，断流也就近些年的事哩！顺老汉手指方向，山坡一座灰不溜秋的塔儿，孤立尘暴之中，情形酷似荆轲他老人家伫立云层，默默静观华夏众生茫无头绪地折腾时光。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岁月长河里，这次生命实在过于短暂，寻找生命作为的机会便更加宝贵。舍个人生命，挽民族大厦于将倾也好，照亮他人行程也罢，给予他人福祉也行……生命的漂泊，原是个实践过程，只有及时而认真进行把握，才能找到真正意义的价值归属之地。（有删节）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王开岭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 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了”易迷路的“新人”，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 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镜中人

杨绛

    镜中人，相当于情人眼里的意中人。

    谁不爱自己？谁不把自己当作最知心的人？谁不体贴自己、谅解自己？所以一个人对镜自照时看到的自己，不必犯“自恋癖”，也往往比情人眼里的意中人还中意。情人的眼睛是瞎的，本人的眼睛更瞎。我们照镜子，能看见自己的真相吗？

    我屋里有三面镜子，方向不同，光照不同，照出的容貌也不同。一面镜子最奉承我，一面镜子最刻毒，还有一面最老实。我对奉承我的镜子说：“别哄我，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垃丁下看美人，一霎时，我会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却不是我的真相。”我对最刻毒的镜子说：“我也未必那么丑，这是光线对我不利，才显得那么难看，我不信我就是这副模样。”最老实的镜子，我最相信，觉得自己就是镜子里的人。其实，我哪就是呢！

    假如我的脸是歪的，天天照，看惯了，就不觉得歪。假如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看惯了，也不觉得了。好比老伴儿或老朋友，对我的缺点习惯了，就视而不见了。我有时候也照照那面奉承我的镜子，聊以自慰；也照照那面最刻毒的镜子，注意自我修饰。我自以为颇有自知之明了，其实远没有。何以见得呢？

    我曾用过一个很丑的老妈子，姓郭。钱钟书曾说：对丑人多看一眼是对那丑人的残酷。我却认为对郭妈多看一眼是对自己的残酷。她第一次来我家，我吓得赶忙躲开了。她丑得太可怕了：梭子脸，中间宽，两头窄，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尖鼻子，一双肿泡眼；麻皮，皮色是刚脱了痂的嫩肉色；嘴唇厚而红润，也许因为有些紧张，还吐着半个舌尖；清汤挂面式的头发，很长，才死得光光润润，水淋淋地贴在面颊两狈，好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她是小脚，一步一扭，手肘也随着脚步前伸。

    从前的老妈子和现在的“阿姨”不同。老妈子有她们的规矩。偷钱偷东西是不行的，可是买菜揩油是照例规矩，称“篮口”。如果这家买菜多，那就是油水多，“篮口”好。我当家不精明，半斤肉她扌艮一斤，我也不知道。买鱼我只知死鱼、活鱼，却不知是什么鱼。所以郭妈的“篮口”不错，一个月的“篮口”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她讲工钱时要求先付后做，我也答应了。但过了一两个月，她就要加工钱，给我脸色瞧。如果我视而不见，她就摔碟子、摔碗，嘟嘟«o我给的工钱总是偏高的。我加了工钱嘱她别说出去，她口中答应却立即传开了，然后对我说，家家都涨，不只我一家。她不保密，我怕牵累别人家就不敢加，所以常得看她的脸色。

    她的审美眼光却高得很，不顺眼的，好比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一次，她对我形容某高干夫人：“一双烂桃眼，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鼻子，一双小脚，走路扭搭扭搭……”我惊奇地看着她，心想：这不是你自己吗？

    会理发。我自己进城做个电烫，然后自己做头发，就可以一年半载不进城。可我忽然发现郭妈的“清汤挂面”发式，也改成和我一样的卷儿了。这使我很惊奇。一次我参加宴会遇见白杨^①。她问我：“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笑说：“我正要问你呢，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们各自讲了方法，原来她是末一梳往里，我是往外梳。第二天我换了白杨的发式，忽见郭妈也同样把头发往里卷，我不免暗笑“婢学夫人”，可是我再一想，郭妈是“婢学夫人”，我岂不是“夫人学明星”？

    郭妈来我家不久，钟书借调到城里工作了，女儿也在城里上学、住宿，家里只我一人。如果我病了，起不了床，郭妈定不来问一声病，或来看我一眼。一次，她病倒了，我自己煮了粥，盛了一碗端到她床前。她惊奇得好像我做了什么怪事。从此她对我渐渐改变态度，心上事都和我讲了。

    她掏出贴身口袋里一封磨得快烂的信给我看，原来是她丈夫给她的休书。她丈夫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她有个儿子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到过我家几次，相貌不错。丈夫上军官学校的学费，是郭妈娘家给出的。郭妈捎去丈夫末一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丈夫的休书。休书上那虚伪肉麻的劲儿，真叫人受不了，我读着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位丈夫想必是看到郭妈丑得可怕，吃惊不小，结婚一两个星期后就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儿子。郭妈的儿子和父亲有来往，也和那个小他一两个月的弟弟来往。郭妈每月给儿子寄钱，每次都是她工钱的两倍。这儿子的信，和他父亲的休书一样肉麻。我最受不了的事是每月得起着鸡皮疙瘩为郭妈读信并回信。她感谢我给她喝粥汤，我怜她丑得吓走了丈夫，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微薄的。她太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辞她；她就哭，又请人求情，我又不忍了。因此她在我家做了十一年。

    奇怪的是，每天看她对镜理妆的时候，我会看到她的“镜中人”。她身材不错，虽然是小脚，在有些男人的眼里，可说是袅娜风流。眼泡也不觉得肿了，脸也不麻了，嘴唇也不厚了，梭子脸也平正了。

    她每次给我做了衣服，我总额外给她报酬。我不穿的大衣等，还很新，我都给了她。她修改改，衣服绸里绸面，大衣也称身。十一年后，我家搬到干面胡同大楼里，有个有名糊涂的收发员看中了她，老抬头凝望着我住的三楼。他对我说：“你家的保姆，很讲究呀！”幸亏郭妈只是帮我搬家，我已辞退了她，未促成这糊涂收发员的相思梦。

    我就想到了“镜中人”和“意中人”的相似和不同。我见过郭妈的“镜中人”，又见到这糊涂收发员眼里的“意中人” o她和我的不同，也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不同罢了。

【注】①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原名杨成芳，原籍湖南省汨罗市古仑乡，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女演员。

老屋祭

李汉荣

    ①老屋的院墙终于倒了，唯有两扇黑漆漆的大门和几间残破的土坯房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憔悴的记忆留在风中……

    ②自从搬了新家，很多年没回老屋了，再加上我又久在异地，所以住了几十年的老屋的影像竟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模糊起来。

    ③记忆里老房子比我的年纪还大。听奶奶说，老房子是民国时期建的，是祖爷爷建起来的，据说他是个大地主，这一代的房子，全部是他家的，后来二爷爷用卖花生赚的钱买了这所房子。再后来，二爷爷在城里有了工作，自己又建了一所房子，这座老房子就归了我家。老屋一共五间，中间是隔开的，奶奶一个人住东边两间。房子是土坯的，只有房子的地基是砖垒成的，是那种古绿古绿的砖。因为久经风雨，红色的瓦砾上稀稀疏疏地长了些茅草，微风一吹，草绿色的种子四处飘散，来年的时候，又会是芳草萋萋。

    ④老屋的门是暗绿色的，屋门上的几块玻璃，有的已经破了半边。屋顶覆以苇子编成的席子，椽子很黑，黑的油光发亮，因为日久天长，烟熏缭绕，有的地方甚至能滴下油来。屋子很小，即使是白天屋里的光线也很暗，窗框是木头做的，纸糊的窗棂被风一吹沙沙作响。窗户外面是一颗老枣树，记不清它的年纪了，反正自打我记事起，这棵枣树就年年结出累累硕果，一到秋天，红红的枣子青春便醉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想。白天的时候，硕大的树冠便遮蔽了半个老屋。下午，当慵懒的阳光斜斜地射进来，透过密密的树叶间隙碎碎点点的落在白色的窗棂上，如星星，又如小花，空灵静雅，如幻如梦。

    ⑤小时候老屋是我快乐的源泉。那时候村里很穷，家里也很穷，电灯经常没电，停电的时候就点上油灯或蜡烛，当然，蜡烛也是奢侈品，偶尔的时候也点上支。油灯的油是柴油，就是老人们说的“洋油”，灯芯是棉花做的。夜深人静的夜晚，昏黄色的光晕顿时洒满了小屋，细细的火苗伴着些许的黑烟，袅袅地飘向屋顶。每每这时，父亲总是喜欢点上一支廉价的香烟，坐在小桌旁，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惬意地吐出缭绕的烟气。橘红色的灯光，照着他古铜色的脸颊，额头上密密的皱纹一道一道的舒展开来，每每此时，我便觉得也许那时便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⑥屋里的摆设极其简单，外屋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和两张老式的藤椅，因为有些年头了，上面的漆掉了许多，斑驳陆离的表面上有些细碎的小坑，上面沾满了油渍和灰尘。里屋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方形大柜子，据说是母亲的随嫁品，木质很好，用了这么多年还完好无损。柜子里除了放衣服，还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小时候因为馋，常常偷偷地掀开柜子拿东西吃。西面是一个土炕，和东北的大炕差不多，冬天冷的时候，烧火做饭，灶台的热气就会顺着通道涌进土炕里，睡在上面十分舒适和暖和。

    ⑦春天的时候，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结出嫩嫩的细芽，一场春雨过后，便长出椭圆形的叶子；夏天的时候，白色的小花簇满了枝头，浓郁的芳香引来成群的蜜蜂，嗡嗡地穿梭于细密的小花间。花谢后，便结出青绿的小枣子，起初还不如绿豆大，后来竟长成如大拇指肚大小的椭圆形枣子；秋天，枣子渐渐地由青变白，由白再变红，到了金秋八九月间，红彤彤的枣子便挂满了树梢间，犹如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红宝石镶嵌在硕大的树冠上。每年这个季节，便是我们兄妹三个最快乐的日子。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蹭蹭地爬上树，站在树杈上，抓一把红枣塞进嘴里，醉人的香甜嗖的一下从嘴里甜到心里，继而传遍整个神经末梢。妹妹够不着，便仰着脖子在树底下等我晃一下枝头，然后噼里啪啦的下起枣子雨，妹妹提着小竹篮，一边吃，一边捡，那种情形至今回想起来，心里还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动。

    ⑧老屋院子很小，小的养上牛、猪、狗、鸡等家禽、家畜以后就挤得满满的。来人的时候，鸡犬相鸣，其乐融融。东边的院墙很矮，隔壁院子里长着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槐花穿过矮矮的院墙，小小的院落里便飘满了槐花的香味，抓一把槐花放在嘴里，又香又甜，回味无穷，直到现在还一直陶醉童年时代的槐花香里。

    ⑨然而，就像歌里唱得那样，岁月就像一把无情刻刀，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们的模样，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最初的梦想。父亲早早地盖上了新房，原本想我学业上没有成就的话，就给我娶上一个媳妇，做一个本分的庄稼人。可是我上了大学，在另一个城市找了工作，买了房子，于是父亲就搬离了老房子，住进了新家。然而，人一上了年纪，心里就越放不下东西，就越舍不得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一有空的时候，父亲就常回老房子转悠。还经常拾掇拾掇这里，再拾掇拾掇那里，房子漏雨了他就爬上房顶盖盖塑料布，土墙掉皮了就再泥泥。我说过父亲很多次了，“房子既然没人住了，倒了就倒了吧，反正早晚要倒，就让它倒了吧。”可父亲依然倔强地多次回到老房子里修修补补。过年的时候，我回了趟老家，到承载着我儿时的梦想的老房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因为很久没有住人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门前的那棵老枣树已经没有了踪影，地上依稀还能看见几片枯萎凌乱的枣树叶。土坯垒成的院墙终于倒了，只留下南面一段孤零零的门楼，还有那扇写着“忠”字的黑漆漆的大门……

    ⑩如今，成群的鸡鹅不见了，成片成片的白杨树栽满了小小的院落，错落有致。房屋白色的墙皮已经脱落的伤痕累累，房顶的茅草长得一尺多高，有的地方已经塌陷了一个窟窿，露出了一角苍白的天空。枣树已然没有了，可屋子依然很黑，很静，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唯有起风的时候，几篇残留的白色窗棂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我给父亲说，老屋的院墙倒了，父亲听了嘴角动了动，没有说话。但是，久久的沉默和那一声重重的叹息，让我的心酸酸的。我知道父亲舍不得老屋，舍不得几十年的眷恋。可是有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流逝，终究会被风化的。父辈们总喜欢回忆过去，年轻人喜欢畅想未来，这也许就是我和父亲的观念不同的原因之一吧。

    ⑪也许，老屋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件过了时的艺术品，我们只能在远远地驻足凝望，却永远走不进它，而在父亲的心里，却是一种厚重情感的积淀，只有他能走近它，读懂它，欣赏它，感受它无与伦比的震撼。

    ⑫老屋的院墙终于倒了，唯有两扇黑漆漆的大门和几间残破的土坯房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憔悴的记忆留在风中……

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①我此来绍兴，是寻访青藤书屋，凭吊受尽人世间垢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明代文学艺术大师徐渭的。

②走进书屋大门，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冷清的园子。园子尽头是一间后人重建的前后两室的老式瓦房。前室正中悬挂着明末大画家陈洪绶题写的“青藤书屋”匾额和徐渭画像，南窗上方有徐渭手书“一尘不到”匾。

③眼前的书屋与徐渭自己所画的“青藤书屋图”已大相径庭。徐渭的画上，是几间排列不规则的草屋，正如他在画上所题，“几间东倒西歪屋”。徐渭的晚年直至去世都是在那几间草屋中度过的。尽管书屋为后人重建，但确是在青藤书屋的故址上，这是毋须怀疑的。书屋旁的小天井里，那十尺见方、徐渭所称“天池”的小水池还在，天池正中竖有一方形石柱，上刻“砥柱中流”四字，也是徐渭手笔。靠墙，青砖砌成的花坛上，那一棵郁郁葱葱的青藤虽为后人补植，但在那同样的位置，徐渭手植的一棵青藤也确实蓊郁过。倔强孤傲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的青藤正是徐渭的精神象征，而“此地通泉，深不可测，水旱不涸，若有神导”的天池，不正暗寓着徐渭永不枯竭的才情？无怪乎他以“青藤”“天地”作为自己的别号了。

④我在这徐渭狂啸过、痛哭过的青藤书屋里久久地低徊默想，一阵阵寒意透进骨髓。这位旷世奇才，诗、文、书、画俱佳的艺术大家，并非恃才傲物的狂狷之士，仅从他的《镜湖竹枝词》即可看出，他是热爱世俗生活的啊！可世俗生活却怎么也容不下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刚刚成年时就给他预设了种种打击——直到他去世。徐渭少年时便才华显露，可却连续八次乡试未中。他当过幕宾，参加过抗倭斗争并立了功，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曾六次坐牢。他一生穷困潦倒，晚年靠卖书画度日。为了生存，数千卷心爱的藏书也变卖一空，最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⑤这便是天才的命运吗？但他绝不向命运低头，绝不向世俗低头，即使在贫困之中，也不接见来拜访他的达官贵人，更不给他们写字作画，而宁愿将其字画，“闲抛闲掷野藤中”。

⑥我想，设若命运改变一下徐渭的品格，他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假如他不那么张扬个性，以他的才华，在科举考试中会一路顺利，那也就成了几品大员，锦衣玉食、宝马香车少得了吗？即使科举不中，随和一些，隐忍一些，找关系，托门子，拿自己的作品当礼送，在哪家权贵门下做个清客，总是可能的吧，也可衣食无忧，免遭冻馁啊！

⑦当我踱进展室，看见《黄甲图》和《墨葡萄图》时，立即否定了自己荒唐的设想。徐渭笔下的汪洋恣肆，乃是一个天才画家内心深度焦虑的宣泄。正是这种宣泄，构成了他艺术的精魂。他是那样的孤高，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卓尔不群，那样的反叛正统。要这样的艺术天才、反传统的斗士去迎合世风、摧眉折腰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真的放弃坚守，出卖自己，他还能做这水墨淋漓、恣肆放纵的画吗？还会有强心铁骨、才横笔豪的书法吗？还会有血气奔涌悲声如诉的诗文吗？不，不会有了。那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称道的徐渭了。往深里想，命运也是公正的。在他那神秘之手的一再敲打下，徐渭落魄、困顿、遭受诟辱，在贫病中死去；但同是这敲打，又造就了徐渭独特的、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品格。

⑧命运之手敲打过古人，也敲打着今人，还将敲打未来之人。我们都是命运之手的受众，区别只在于受者的态度和取舍。司马迁接受了宫刑，选择了《史记》；屈原接受了放逐，选择了《九歌》《天问》；秋瑾放弃了阔太太生活，选择了舍生取义……

⑨我是来凭吊徐渭的，本以为能在凭吊之后走笔行文，痛斥龌龊的世俗，给徐渭以真挚的悲悯，不想倒是徐渭先生悲悯了我。尽管我未遭冻馁，但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哪怕一小片精神领地吗？有徐渭那种“深山无人收，颗颗明珠走”的坚信自己是明珠的自信吗？

⑩我站在书屋前，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青藤。这株在人们心目中存活了400多年的青藤啊，它曾经蒙尘，曾经遭垢，曾经枯萎，便它却从不曾死亡。时间的推移，只会使它愈益葱茏。而且，不管今后世事如何变迁，它也会永远葱茏下去。——这株青藤已生长在人类的历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