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风电成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前景广阔，但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弃风限电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地区，已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弃风限电现象的根本在于有效解决风电消纳问题。

    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风电市场容量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为实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和20%的目标，我国应加快推动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因为风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进入到替代能源的发展阶段，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今，从西北、华北、东北到东南沿海，到处耸立着风机，我国风电呈现快跑态势，装机规模持续迅猛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连续5年领跑全球，累计新增9800万千瓦，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年发电量186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3%，比2010年提高2．1个百分点。风电已成为我国继煤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

    专家认为，我国风电能迅猛增长得益于政策的持续性、补贴的力度大、投资者涌入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风电疾驰发展的脚步相挟而来的是弃风限电问题十分严重。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全国弃风率为10%；2012年全国弃风率达到高峰，为17%；2014年全国弃风率为8%，同比下降4%。但今年以来，风电弃风现象加剧，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15．8%，同比上升6．8%。

    “造成风电发展双面性的原因是风电消纳问题严重。”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而在200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仅为126万千瓦。10年间，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增加100多倍。风电发展速度过快、电网建设跟不上等是导致我国风电消纳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此外，风电也存在着波动性、随意性、不稳定性等缺陷。“三北”地区是风电消纳问题特别严重区域，原因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风电消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关乎风电发展的生死存亡。对此，《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消纳优先，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的原则，优化风电建设布局，大力推动风电就地和就近利用。

（本文作者叶伟，节选自2016年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有删改）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就是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如果有机会当政，一定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他治国的根本理念。《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和为贵”，就是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的目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

    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基本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我们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断相互吸取、相互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广土众民的中华大地上，组成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绵延发展。对外，中华民族始终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良好形象展现于世界。

    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

——（选自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三：和》）

    汉字是书法的载体。汉字起源于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字，日月山水，花鸟鱼虫，莫不如此。汉字发展的独特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

    汉字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成，体现了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谐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谐调性是核心，只有谐调才能实现整体性与稳定性。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成为艺术，恰恰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王羲之，他的行书，形质坚毅，洒脱飘逸，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 度共存。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士人倾心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并形成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汉字结构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楷书为代表。颜真卿的楷书，磅礴伟岸，每一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自信从容。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承续了王羲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遒劲与雄放的高度，成为楷书的标本，后人难以企及。

    宋代承续了唐代文化，但难以逾越唐人。在楷书上，唐人几乎穷尽了法度与风格，宋人一时也找不到拓荒之处，于是在意态上自由发挥。苏轼、黄庭坚等人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而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挫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人“尚意”。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显露个性，出新意于法度之外，但 毕竟没有在法度上再创新格。

    元明清时期的书法有法度和功力，技法娴熟，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书法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清明，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精神被桎梏 的时代，诗文和书法仅仅剩下了形式，唯美而干瘪，形体虽在，生气难寻。

    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的精神气象。

（《人民日报》2014 年07月31日）

为什么中文系学生不爱读文学作品

张向荣

    ①这段时间在读王敦的新书《打开文学的方式》，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一现象或许不总是如此，但也绝不罕见。其实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多多少少都是文学青年。因为文学能为涉世未深的中学生提供他们可能尚未经历但却渴盼经历的人生经验，譬如爱情，譬如虚无，譬如衰老与死亡，譬如对世间不正义的感知和批判，所以中学时代，他们还是爱读文学作品的。

    ②到了大学，我相信，九成以上的中文系学生会在开学不久就遭受到老师慈爱、深邃但残酷的暴击：“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批评家。”于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原本把李白、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学生，慢慢就只把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布朗肖、巴丢等理论大师的名字叼在唇上了。大家开始热衷于谈论文本、风格、修辞、意义，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感动、热爱和陶醉，我们甚至不再把文学称之为“文学”，而是称其为“作品”，就像一个深谙商业之道的编辑不把手中的书称之为“书”，而是称之为“产品”。

    ③中文系具有研习文学理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文学理论被视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倚天剑、屠龙刀，或者说，就是王敦所说的“打开文学的方式”。但是，对理论的迷恋，却常常使得不少中文系的学生反而逐渐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这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理论文本的确能够磨砺一个人的理性，促使他不再满足于诗赋小说戏剧带来的纯粹的美与诗意，而是紧紧追随着哲学的“洞穴之光”，力求抵达文学真正的本质；其次，理论的力量犹如庖丁解牛，能看透、看穿、看破许多文学作品的叙事陷阱、修辞屏障和抒情动机，这会使人丧失掉不少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最后，有些理论语言尤其艰涩，研习理论比阅读作品要花费数倍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反而少了。

    ④于是，许多人一只手拿起了“打开文学”的工具——文学理论，但另一只手同时却把文学给“合上”了。他们有时会觉得，只有能够迎合、言说理论的文学，没有不能解读文学的理论，如果确实没有，那就换一种理论吧。文学不仅是理论投射的客观对象，甚至成了理论的附着物，文学为理论而活。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中文系的学生，越不爱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但显而易见，文学并不为理论而活，为理论而活的只能是人。

    ⑤其实，乔纳森·卡勒早就说过，“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阅读，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面对文学，在一个恰当的阈值内使用理论打开这些文学呢？

    ⑥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他并不是创造一个新理论，这多半是外国人做的事，也不是去介绍一个理论，这主要是中国人做的事，而是凭借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告诉读者怎样使用文学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都说文艺理论的书难啃，但我觉得，更难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应用这些理论，这需要作者具有极为娴熟的理论功底，同时又不丧失对文学的感受力，还能用恰当的话语将这种对文学的感知从字里行间解放出来。

    ⑦理论的确是灰色的，但文学的生命之树能否常青，在于能否用理论打开。领略一点文学理论的精微奇妙之处，却不被其俘虏，而是读读小说，背背诗歌，这些文学能更加显示出与现实、与人性的相切相关。

（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