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自立国起就重视桑棉麻的种植。《明史·食货志·赋役》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中期之后，明代棉织业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苏州太仓、嘉定，“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昼夜不休”，松江各地则“乡村纺织，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有人描述河南的情况：“中州沃土，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解放以来在许多明代墓葬中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了棉织品，分析后可得出如下结论：明中叶以后墓葬出土棉织物最多，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的墓葬中都有棉纺织品随葬，可见棉布已为社会各阶层所服用。

——摘自姚香勤《明代纺织业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论略》等

材料二：“张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为捍卫图存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

——张謇：1913年10月出任农商部第一任总长发言《实业政见宣言书》

材料三：1905年3月，宁波人戴瑞卿建立“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浙江有名的民族纺织企业。1953年底，企业负责人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得到批准。1998年，随着改革的深化，该厂融入宁波维科集团有限公司，逐步成为一家经营群体和骨千职工控股、国有和社会法人参股的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

——摘自《和丰蝶变——宁波近现代工业文明缩影》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