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清明雨

    时令、文化、风俗三节合一的“清明”，自唐宋以来，多有游艺活动，直至明嘉靖年间，还有游艺的相关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只剩添土追思和扫墓踏青。而“清明雨”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寄托愁思与缅怀之情的独特物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笔下这场妇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以凄凉、忧伤的意味而深入人心。在追思先人的日子里，“清明雨”不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脉脉之雨，而是添人愁绪的凄凄切切之雨。南宋词人吴文英“听风听雨过清明”就是千年来清明气象的写照。

    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攀升到12℃以上，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已开始从冬到春的转变。此时，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渐减弱，来自东南方海洋的暖空气开始活跃北上。四月初的江南、华南上空，是冷暖空气往来频繁、势均力敌的相持区域，冷暖空气在此交锋，因此这一带出现绵绵细雨便不足为奇。即使在“春雨贵如油”的广袤北方，清明降雨也有一定概率。

    清明之雨，使悲凉凄切的氛围更加浓重。从生理层面看，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关。阴雨连绵之时，人体分泌的松果体激素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春光明媚常常使人精神振奋，霪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悦。“清明雨”还在心理层面充满悲意。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有心理上的。换言之，人如何感知、想象和看待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的影响。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便赋予它一层悲凉；而乍暖还寒的清明，冰冷的细雨滴落在肌肤上，更加剧了悲凉心理的体验。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 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 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联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的帽子，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该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近乎“汉奸”、“卖国贼”。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它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人工智能已由一般性工作向具有创意性的工作扩展，其中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尝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甚至恐慌：难道人类最后一块领地也要被人工智能占领了吗？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身体”。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首先，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但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其次，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一方面，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诗人在吟诵诗歌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迷狂”状态；而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也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其喜怒哀乐均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再次，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存储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也为艺术家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竞争？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不同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这些问题将促使我们去思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关系。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