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7世纪的欧洲上空，弥漫着战争乌云。各交战国疯狂屠杀平民，抢掠财产。对此，荷兰学者格劳秀斯提出了国际法的设想：国际法是支配国与国交往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障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限制掠夺战争的发生，减轻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国际法应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由与会各国共同确定，一经确定，各国不论强弱大小，都必须服从国际法的约束，不得以国内法为借口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任何国家的主权不受别国的意志或法律的支配。格劳秀斯还拟定了国际法的一些具体条文，如：交战双方均不得杀害平民、儿童等非作战人员；也不准抢掠他们的财产；不准杀害、虐待停止抵抗的战俘；保护交战双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及财产等。格劳秀斯被西方各国奉为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国际法主张成为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摘引自《国际法的渊源》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弗吉里奥（1349-1420）将身体运动引入学校，认为体育教育应该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得到全面发展的、身心俱健的人。竞争精神被列为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维多利诺（1378—1446）反对“灵魂的拯救只能通过对肉体的禁抑”，主张重视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人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理想的完全的教育因之也应包括体育在内，而不只进行心灵的训练”，即“从新的审视角度来看待受教会无端指责达千年之久的身体活动，建立正确的体育观，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

——摘编自石龙、王桂荣《西方体育人文价值的演变》等

材料二  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说，“三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体育为先”，英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从资产阶级进行海外竞争的需要出发，他重视体育，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健康对于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培养出“野兽般的体魄”，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卢梭（1712—1778）指出：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前提，其任务是使受教育者的身体获得自然的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遵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健康地成长。这一思想在近代体育史上独树一帜，对后来的自然体育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赵冬等《试论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对欧洲近代学校体育兴起和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