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妙手仁心

    “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黄凯钧《友渔斋医话》

    2008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成立5O周年，亦是罗征祥教授从事心血管病研究56周年。

    祥和的面容，儒雅的风度，神情中透着成熟与稳重，眉宇间充满平和与慈祥——这就是罗教授给大家的印象。罗教授1952年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在医学领域里最难最复杂的专业——心脏外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禁区：除了专业技术的难度外，还有众多的不解和怀疑。罗教授经过与广大患者的接触后，深信心血管疾病并不是少见病、富人病，他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从摸清心脏基本结构开始，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在心脏外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心脏手术要求极高，罗教授从最基本的止血练起。大血管不慎破了，满视野都是涌出的鲜血，触目惊心，罗教授眼睛看着无影灯，一按、一压、一捏，大弯针缝合创面，气定神闲的几下子：好了!瓣膜要一针针依次缝合，重复的动作简单却枯燥，1小时，2小时……有些医生已经站酸了腿，看花了眼；罗征祥依然目不转睛，一双手不紧不慢，对生命精雕细琢。经过多年的探索，禁区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不服输的突破者缓缓打开。

    1974年，为发展中国心血管事业，周总理推荐阿根廷专家到广州、北京、上海选定交流医院及团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罗教授现场演示心脏手术准确无误，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叹为观止。考察结束后，阿根廷决定邀请以罗教授为团长的7名心血管病专家赴阿学习考察。在国内，手术间是他人生拼搏的战场，他努力地做好每一台手术；在国外，他的字典里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地学习心血管领域的新知识，常常带着面包等简单方便的食品，泡在手术间和病房。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罗教授的座右铭，经年累月的探索与辛劳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1977年，罗教授主持研制了国内首创的广东I、Ⅱ型生物心脏瓣膜和左心室辅助循环器“罗叶泵”，罗叶泵被认为是中国医学的一项重要突破。罗教授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没有一点大牌专家的架子。他的手术做得“漂亮"是远近闻名的，因此，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同行专程前来观摩。每当这时，罗教授总是将自己的技术倾囊相授，有时还一边手术一边讲解操作要领，使观摩的同行受益匪浅。这种毫无保留的大医风范赢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誉。

    在这些年中，盘桓在罗教授脑海中的一直是一个未能达成的愿望：建立一个集预防、临床诊治、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心血管病研究中心。1984年，罗教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霍英东先生，在霍英东先生的帮助下，罗教授从零做起，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研究中心规划、建筑专家聘请、施工现场勘察……每一项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罗教授亲力亲为，同专家们一起克服一个个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霍英东心脏中心（原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终于建成了。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我国首批仅有的3个心血管病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之一，并连续多次任命至今。

    罗教授在治病医人的同时，不忘进行医学科普宣传，教育广大群众；也不忘培养更多的学生，让医学事业这朵火花不断放大。罗教授对年轻医生的要求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先学好做人，再好好做事；要树立目标，不怕困难，干好自己的临床工作和相应的科研工作。罗教授把培养年轻医生比作链式反应。也正是有了罗教授这些老一辈省医人对年轻医生的辛勤培养，省医的精神才得以在新省医人的身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如今，心研所已经建立了一支立体的人才队伍，科研与临床互相支持，前沿和基础相互渗透，有力地推动着心研所的可持续发展。

    罗教授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是成功的，他所创立的心血管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心血管病研究与治疗中心。作为学科带头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断探索，从不停止。现在已经81岁高龄的罗老，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继续为繁荣我国的心脏外科事业奉献着心血!

（摘编自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雷黎明）

克里姆，把床垫塞进高尔夫球包里卖

肖遥

    能切实解决人们睡眠质量不佳的问题，正是美国新晋创业公司Casper全力以赴的事业，它重新设计改造了看似不太起眼的“硬件”——床垫，结果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打开了市场，不久前获得了5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其中一位投资人还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能让大明星青睐有加不容易，Casper的创始人菲利普·克里姆有什么绝招？

    2001年，克里姆进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红麦库姆斯商学院主修商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其间，他还辅修了不少哲学课程。大二那年，克里姆就在自己的宿舍里创办了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梅里克公司”，专门在网上卖床垫。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克里姆把这家网站运营得不错，虽然那时他卖的都是普通床垫，却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资金和技术基础。

    克里姆的商业嗅觉十分灵敏，对消费者的喜好非常了解。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开始让线上和线下直接对接，传统商业的中间环节变得不再重要。这让克里姆意识到，床垫可以有新的卖法。

    2013年8月，克里姆注册了一家全新的床垫公司——Casper。他的第一步计划是开发一款新产品，必须是目前市场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科技含量的新型床垫。他组建了一个创始团队，其他3名成员来自著名的工业设计机构。他们的设想是研发一种舒适度更高、弹性更强，让人能很快入睡、消除疲劳的床垫，还要足够便宜。

    带着这些目标，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试验，最后锁定了一种太空记忆海绵。这种材料来自航天领域，拥有极高弹性，又不会过软，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骨骼结构。克里姆将这款新床垫命名为“Casper智能床垫”，大约10英寸厚，分成三层，底层是普通海绵，中间是太空记忆海绵，最上层是乳胶海绵。通过机械压缩，床垫的体积还不到完全展开后的1/3．卷起来可以直接塞进高尔夫球包。这为后面的运输环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克里姆来说，销售模式和产品质量同等重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商家之间比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便捷高效。Casper智能床垫完全采用网上下单、快递到家的销售模式，把一切简化到极致。2014年，Casper智能床垫正式上线销售，第一个月就产生了100万美元的销售额。由于公司位于纽约，克里姆承诺为当地顾客提供下单两小时内送货上门的服务，这种速度也大受年轻人的欢迎。

    业界普遍认为，乳胶是目前最好的床垫材料，也是最贵的材料。在美国，传统乳胶床垫的价格相当高昂，通常在1500美元左右。其中不小的差价来源于整个产业的层级利润。由于Casper和生产商直接对接，去掉了中间商和卖场，直接面向消费者，所以就去掉了大部分不必要的开支，Casper的普通双人床垫售价只有500美元，特大号床垫也只卖950美元。“大公司不会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利益，”克里姆说，“我们这种创业小公司却可以为大众做出普遍适用而且舒适的东西。”

    据克里姆介绍，全球床垫市场的销售额到2017年有望达到246．5亿美元，其中记忆海绵床垫将会是发展最迅猛的一个分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随着Casper这种新型公司的出现，床垫业将成为下一个被颠覆的传统行业，甚至有人预测，当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买床垫后，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传统企业被淘汰。

    现在，克里姆的“野心”很大，他希望自己的床垫能在未来覆盖每一个消费者。Casper计划利用其现有资金6950万美元，扩大生产、提高质量、加快产品上市。这些投资将推动公司进一步创新，克里姆接下来要建设Casper实验室、招聘工程师、进行更多测试，用更短的时间推出新一代产品，“从枕头到拖鞋，客户希望我们探索每一个产品类别，只要能获得高质量睡眠就行”。

（节选自2016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着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和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汉学大师饶宗颐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材的大学者。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虽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摘编自历史研习社《悼念饶宗颐》）

相关链接：①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摘编自饶宗颐语录）②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完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著作《敦曲》，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摘编自中国评论通讯社《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