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也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鸳鸯劫

梁晓声

    冯先生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擅画鸳鸯，颇有名气。近三五年，他的画作与拍卖市场结合得很好，于是阔绰，在京郊置了一幢大别墅，还营造了几亩地的庭院。庭院里，蓄了一塘水。塘中养着些水鸟。无非野鸭什么的，还有一对天鹅。自然，鸳鸯也是少不了的。

    有一次我们二人坐在庭院里的葡萄架下，一边观赏着塘中水鸟们悠哉悠哉地游动，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

    我问：“它们不会飞走吗？”

    冯先生说：“不会的。是托人从动物园买来的，买来之前已被养熟了。没有人迹的地方，它们反而不愿去了。”

    又问：“在天鹅与鸳鸯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

    答曰：“都喜欢。天鹅有贵族气；鸳鸯，则属小家碧玉，各有其美。”

    我虚心求教：“听别人讲，鸳鸯鸳鸯，雄者为鸳，雌者为鸯；鸳不离鸯，鸯不离鸳，一时分离，岂叫鸳鸯。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传说故事？”

    冯先生却说，他也不太清楚。说他只对线条和色彩以及构图技巧感兴趣，至于什么故事不故事，从来不想多知道。

    三个月以后，季节已是炎夏。某日，我正睡午觉，突然被电话铃扰醒，抓起一听，是冯先生。

    他说：“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呀！哎，我刚刚亲眼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会儿我的心还怦怦乱跳呢！”

    我问：“光天化日，难道你那保卫森严的高档别墅区里发生溅血凶案不成？”

    他说：“那倒不是，那倒不是。但我的庭院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搏斗！”

    于是，冯先生语调激动地讲述起来：

    冯先生午睡前有一个习惯，总是要坐在他那大别墅二层的落地窗前，俯视庭院里的花花草草，静静地吸一锅烟斗。那天，他正要磕尽烟斗站起身的时候，忽见一道暗影自天而降。他定睛细看，竟是一只苍鹰，企图从水塘里攫捉到一只水鸟。水鸟们受此大惊吓，四散游逃。两只天鹅，猝临险况，反应疾迅，扇着翅膀跃到了岸上。苍鹰一袭未成，不肯善罢甘休，旋身飞上天空。第二次俯冲下来，目标盯准的是那只雌鸳鸯。而水塘里，除了生长着几株荷，再没有什么可供水鸟们藏身的地方。偏那些水鸟们，包括鸳鸯，久不起飞，飞的本能意识已经大大退化。

    正在那雌鸳鸯命系一发之际，雄鸳鸯不逃窜了。它一下子游到了雌鸳鸯前面，张开双翅，勇敢地扇打俯冲下来的苍鹰，结果苍鹰的第二次袭击也没成功。那苍鹰似乎饿急了，它飞上空中，又开始第三次攫捉。而雄鸳鸯，那美丽的、除了被人观赏外几乎毫无可取之处的水鸟，也又一次飞离水面，用显然处于弱势的双翅扇打苍鹰的利爪，拼死保卫它的雌鸳鸯。力量悬殊的战斗，就这么接二连三地展开了。

    令冯先生更加看呆了的是，塘岸上的一对天鹅，仿佛产生维护正义的冲动，它们又一齐伸展开了双翅，扑入塘中，加入了保卫战。在它们的带动之下，那些野鸭呀鹭鸶呀，便都不再恐惧，先后参战。水塘里一时间情况大乱……

    待冯先生不再发呆，冲出别墅，战斗已经结束。苍鹰一无所获，不知去向。水面上，羽毛零落一片，有鹰的，也有那些水鸟的……

    我听得也有几分发呆，困意全消。待冯先生讲完，我忍不住关心地问：“那只雄鸳鸯怎么样了？”

    他说：“惨！惨！差不多可以用遍体鳞伤来形容，两只眼睛也瞎了。”他说他已打电话请来一位宠物医院的医生，为那只雄鸳鸯处理过伤痕了。医生认为，如果幸运的话，它还能活下去。

    到了秋季，我带着几位朋友到冯先生那里玩，发现他的水塘里增添了一道“风最”——一只雌鸳鸯，将它的一只翅膀，轻轻地搭在雄鸳鸯的身上，在塘中缓缓地、缓缓地游来游去，使人联想到一对臂挽着臂在散步的恋人。

    而那只雄鸳鸯，往日的漂亮不再。它的背上，翅根，有几处地方裸着褐色的呈现创疤的皮。肯定地，那几处地方，是永远也不会再长出美丽的羽毛了……

    更夺人动容的是，塘中的其他水鸟，包括两只气质高贵的天鹅，已和那对鸳鸯相向游着了，都自觉地给那对鸳鸯让路。而当它们让路时，每每曲颈，将它们的头低低地俯下，一副崇敬的姿态。

    我心中自然清楚那是为什么，我悄悄对冯先生说：“在我看来，它们每一只都是高贵的。”冯先生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然而别人是不清楚为什么的，纷纷向冯先生发问，冯先生略述前事，皆肃默。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7期）

菊痴

凌鼎年

    菊花种类繁多，黄白红紫，不胜枚举。唯绿色菊花极为少见，而绿色品种中，“绿荷”花朵最大，绿意最浓，一向被认为是菊之上上品。

    大凡名贵品种都娇气，“绿荷”也是这样，极难培植；只有少数大公园才有这种品种，其珍贵显而易见。私人有“绿荷”品种的更不多见，但老菊头有。

    说起老菊头这个人，可算一怪—一他一辈子单身独居，仿宋代名士林逋“梅妻鹤子”，自谓“菊妻菊子”，爱菊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

    他家屋里屋外全是菊，什么“帅旗”“墨十八”“绿刺”“绿水长流”“枫叶芦花”“凤凰转翅”“贵妃出浴”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菊展。上百品种中，老菊头最珍爱的自然是“绿荷”。也真有他的，那盆绿荷被他养得高不盈尺，枝不过三，棵壮叶大，底叶不焦，每枝一花，同时竞放；花绿如翡翠，花大似芙蓉。远观，绿溢盆沿，花叶难辨；细瞧，苍翠欲滴，绿意可掬。此花乃老菊头命根子也。

    据传闻，此绿荷品种出自清廷御花园，所以老菊头一向以拥有御菊亲本、正宗绿荷而自傲。他脑子里只有菊花，别的一概不管不顾。他每见报上登有菊展消息，必自费前往。一到菊展，必先寻觅有无绿荷品种展出。若有，他必赏看再三，临走必甩一句：“非正宗绿荷！”言语间，洋洋得意之情难抑。回家后对那棵绿荷愈发爱护。

    老菊头虽爱菊，但最烦别人要他参加什么花卉协会，似乎一入会，绿荷名菊就难保了。老菊头为了保存这棵正宗绿荷，可谓煞费苦心。这绿荷品种他每年只种一盆，绝不多种。他年年插枝，成活后选取一棵最壮实的保留，其余的连同老根一起毁掉，以免正宗不正。

    老菊头的这盆绿荷犹如邮票中的孤票、古籍中的善本，使得许多菊花爱好者垂涎欲滴，好多人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但任你软的硬的，一概碰钉子。

    多少年来，他家的菊花只准看不准要。谁若不识相，开口向他要一盆，或想动脑筋分个根，剪一枝什么的，那他必不给你好脸色看，随你是什么人，一律如此。

    秋天的时候，老菊头的侄女带着一莫俊潇洒的青年来看望他。老菊头向来把侄女当亲女儿待的，见侄女有如此一表人才的男友，自然欣慰万分，于是不免多看了几眼。这一多看，老菊头发现这青年很面熟，想了很久，他终于记起来了，这青年就是曾劝他加入县花卉协会最起劲的那位，对了，好像他还是公园的什么技术员。想到此，老菊头立即警觉起来，遵神经末梢也像长了眼睛似的，防贼似的注意起了这青年的一举一动。

    好啊，耍手段耍到我侄女身上来了。看来和我侄女谈朋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了这想法后，老菊头对侄女也有了三分戒心。

    有天半夜，老菊头放风雨声惊醒，他放心不下那盆绿荷，披衣到天井里把绿荷搬进屋，不料地湿，脚下一滑跌了一跤。老菊头怕摔坏绿荷，倒地时为了护住绿荷，自己跌得很重，痛得爬都爬不起来。过后一检查，是尾骨骨折，需卧床静养。

    于是，照顾老菊头、照看菊花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他侄女身上。老菊头对侄女的热心生出了几分怀疑，他怕有意外，索性叫侄女把绿荷搬到他床前。慢慢地，这盆绿荷不如先前精神了。

    第二年春上，绿荷虽然长出了几个新芽，但嫩嫩的绿芽的。侄女几次提出搬到天井里晒晒阳光，老菊头终因放心不下，坚持不肯。后来，眼看这盆绿荷快要活不成了，老菊头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搬到天井里。可刚搬出去，他就本能地感觉到侄女的男友也在天井里，急得大叫搬进来，慌慌地细数着那仅有的几个芽，看缺了没有。

    终于，绿荷一缕芳魂去矣。老菊头倾注一生心血养护的所谓御菊亲本、正宗绿荷就此绝种。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

    “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

    “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

科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

天嚣

赵长天

    风，像浪一样，梗着头向钢架房冲撞。钢架房，便发疟疾般地一阵阵战栗、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散架。

    渴！难忍难挨的渴，使人的思想退化得十分简单、十分原始。欲望，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水!只要有一杯水，哪怕半杯，不，一口也好哇!

    空气失去了气体的性质，像液体，厚重而凝滞。粉尘，被风化成的极细小的砂粒，从昏天黑地的旷野钻入小屋，在人的五脏六腑间自由遨游。它无情地和人体争夺着仅有的一点水分。

    他躺着，喉头有梗阻感，他怀疑粉尘已经在食道结成硬块，会不会引起别的疾病，比如矽肺？但他懒得想下去。疾病的威胁，似乎已退得十分遥远。

    他闭上眼，调整头部姿势，让左耳朵不受任何阻碍，他左耳听力比右耳强。

    风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他仍然充满希望地倾听。

    基地首长一定牵挂着这支小试验队，但无能为力，这隔一百公里，运水车不能出动，直升机无法起飞，在狂虐的大自然面前，人暂时还只能居于屈辱的地位。

    他不想再费劲去听了。目前最明智的，也许就是进入半昏迷状态，减少消耗，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于是，这间屋子，便沉入无生命状态……

    忽然，处于混沌状态的他，像被雷电击中，浑身一震。一种声音!他转过头，他相信左耳的听觉，没错，滤去风声、沙声、钢架呻吟声、铁皮震颤声，还有一种虽然微弱，却执着，并带节奏的敲击声。

    “有人敲门!”他喊起来。

    遭雷击了，都遭雷击了，一个个全从床上跳起，跌跌撞撞，竟全扑到门口。

    真真切切，有人敲门。谁？当然不可能是运水车，运水车会揿喇叭。微弱的敲门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是来救他们的天神，而是需要他们援救的弱者。

    人的生命力，也许是最尖端的科研项目，远比上天的导弹玄秘。如果破门而入的是一队救援大军，屋里这几个人准兴奋得瘫倒在地。而此刻，个个都象喝足了人参汤。

    “桌子上有资料没有？，当心被风卷出去！”

    “门别开得太大!”

    “找根棍子撑住!”

    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摆好了下死力的姿势。

    他朝后看看。“开啦! ”撤掉顶门柱，他慢慢移动门闩。

    门闩吱吱叫着，痛苦地撤离自己的岗位。当门终于脱离了销眼，那门，便呼地弹开来，紧接着，从门外滚进灰扑扑一团什么东西和打得脸生疼的砂砾石块，屋里刹时一片混乱，像回到神话中的史前状态。

    “快，关门！”他喊，却喊不出声，但不用喊，谁都调动了每个细胞的力量。

    门终于关上了，一伙人，都顺门板滑到地上，瘫成一堆稀泥。

    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想动，直到桌上亮起一盏暗淡的马灯，大家才记起滚进来的那团灰扑扑的东西。

    是个人，马灯就是这人点亮的，穿着战袍，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蒙语，他知道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多说，便动手解皮口袋。

    西瓜！从皮口袋里滚出来，竟是大西瓜！绿生生，油津津，像是刚从藤上摘下，有一只还带着一片叶儿呢！

    戈壁滩有好西瓜，西瓜能一直吃到冬天，还不稀罕，稀罕的是现在，当一口水都成了奢饰品的时候，谁还敢想西瓜！

    蒙古族同胞利索地剖开西瓜，红红的枝叶，顺着刀把滴滴答答淌，馋人极了！

    应该是平生吃过的最甜最美的西瓜，但谁也说不出味来，谁都不知道，那几块西瓜是怎么落进肚子里去的。

    至于送西瓜人是怎么冲破风沙，奇迹般的来到这里，最终也没弄清，因为谁也听不懂蒙语，只好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谜，永久地留在记忆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