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在1898年光绪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情况下，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可以说，这是清末变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材料四：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材料：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遭“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近代著名官办高等学堂，今上海交大前身）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教材和参考书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在这期间，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原富》（即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1902年张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人生第二次大跨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教育改革思潮再次兴起，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把握住了历史机遇，1903年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12年又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了全新的文化标准。

——据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等

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官学衰落、贵族子弟身亡家破的悲剧中，意识到教导族中子弟学习德行与知识的重要性，写下一部体系宏大的《颜氏家训》，给颜氏一族和社会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整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原文和典故，将儒家思想渗透进颜氏家族子弟的人格中。《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子孙”，它的有关教育子女、治理家庭、人伦秩序的观念对构建和谐家庭具有指导意义。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自魏晋南北朝之始，历朝历代都有“家训”类的成书作品。宋朝出现的5本家训作品都深受《颜氏家训》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封建社会家庭教育体系。

——摘编自罗乐《（颜氏家训）家庭美德思想及其价值》

材料二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将中西方思想融合起来，贯穿到家庭教育当中。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科学知识教育，以趣味引导学习，让子女自主学习。他认为做学问不能纸上谈兵，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梁启超教育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他将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偏于私德，是为“人人独善其身”；西方道德偏于公德，是为“人人相善其群”。他志在把子女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具有公德心、意志坚定、知书达理的人才。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段燕蓉《论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