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头

    叫头，是剡剧界的行话，也就是起调。一声“妹妹啊”，曲调婉转，情意缠绵，那是李兰芬“李派”的叫头，风靡剡剧界已半个多世纪。

    李兰芬台上演的是小生，风流倜傥，台下却是非常内向的人。

    早在解放前，就有小报一直关注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她与搭档杨素娟因为一个男人闹掰了，结果各换了搭档，不再同台演出。

    不久解放了，小报记者转行的转行，镇压的镇压，出逃的出逃，这事也就湮没无闻。

    文革中她们都被打倒，受尽折磨。也曾有人让她揭发杨素娟，她只字未吐。可是杨素娟还是死了，死得很惨烈，喝药水自杀，煎熬三天，死不了，又从后阳台跳下，才算闭了眼。

    文革后，众姐妹纷纷复出。独有李兰芬闭门谢客，不再上台。

    她独居一院，莳花弄草，颐养精神。院中有一株梅花，每当最冷之时，幽然开放。尤其是雪夜，暗香浮动，清冽动人。李兰芬提灯绕行三圈，轻声哼唱——妹妹啊!

    她在等一个人。

    不出半年，这个人果然来了。她不是别人，正是杨素娟的女儿杨小娟。

    今年是杨素娟辞世十周年，杨小娟正在筹办一场母亲的纪念演出。她想请李阿姨出山，压轴演出她们的代表作《梁祝·楼台会）。可是李阿姨已经封箱，她怕不答应，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李兰芬一口答应。她告诉杨小娟，这一声叫头“妹妹啊”，就来自她的母亲。杨素娟当年有“刘剧西施”之称，李兰芬初入梨园，几次出了差错，都亏得杨素娟及时补台，生活中也是情同姐妹。后来二人搭档出演《梁祝》，本来只是念两声“妹妹”，而李兰芬偏是入戏极快也极深，情不能自已，脱口而出，添唱了“妹妹啊——”这个叫头。从此，成了“李派”的标志性起调。

    演出当晚，李兰芬早早来到剧院，在后台“默戏”。搭戏的杨小娟就坐在她旁边，她怔怔地看着，说：你多像你妈!说得杨小娟眼睛一酸。

    《楼台会》的戏很热烈，李兰芬一出场就博得了满堂彩。“妹妹啊——”一声叫头，深情款款，让戏迷们过足了瘾。虽然有点老胳膊老腿，但是，演着演着，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李兰芬恍惚觉得是与杨素娟演对手戏。那时候，杨素娟也是这般模样，俊俏可人，惹人喜爱。本来，她们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可是一个记者走进了她们 的生活。他先是围着自己转，她总是淡淡的，一起出去，也拉上杨素娟。结果，一路上，她没说几句话，全是杨素娟咯咯的笑声。

    她对这个油头粉脸的人没好感。可是，她不放心杨素娟，怕她遇人不淑；几次劝说无果，然后就是彼此的害怕见面和见面后的无语……

    那一年黄昏，她听到了杨素娟惨死的消息，一口血涌了上来。

    “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千叶莲……”

    戏已经演到高潮。她已多年没演戏，这会儿越演越烈，感觉浑身发热。杨小娟分明是杨素娟。素娟啊素娟，她眼睛发呆，心痛如绞。

    当年给她和杨素娟平反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冤有头债有主，是谁诬陷杨素娟了?当她知道果然是他时，沉默了。

    “只道苍天佑良朋，满怀悲愤无处诉……”

    她一口血真吐了出来。杨小娟没在意，因为戏演到这时，是有个吐血的动作。台下鸦雀无声，也没在意，反觉得李兰芬作为老艺术家，果然不同凡响，演得跟真的似的。

    当嗓子卡住，又吐了两次时，杨小娟意识到出事了。

    终于，李兰芬软倒在了舞台上，幕布匆匆拉上。

    李兰芬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李阿姨你没事吧?好些没有?”

    李兰芬拉着杨小娟的手，轻轻地说：“小娟，对不起，我演砸了!”

    “没有，你太投入了，观众都掉泪了!”

    实际上，这也是李兰芬的告别演出。从此，她再也没有登上舞台，只能对着院中的那株梅花，默默吟唱。而关于那口真血，一时传遍了全城。

    她缠绵病榻，经常梦见杨素娟，是解放前的杨素娟，穿着旗袍，款款向她走来……

    杨小娟来看她，她屏退左右，喘着气，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她——出卖她母亲的正是她的生父，也就是那个油头粉脸的记者。

    “本来，我想永远烂在肚子里，可这对你妈不公……”

    临终之时，身边的人看到她的嘴一翕一张，仿佛在唱“妹妹啊——”

（有改编）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村人都来到槐树下。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会飞的福字

李丰

    狗娃想起那架纸飞机时，纸飞机正朝着墙头飞去。狗娃迅速跑到墙根伸手去拦，可还是晚了一步，他眼巴巴地看着纸飞机擦着他的指尖，飘过了半人高的墙头，巧妙地越过一垄柿子架，又快速躲过一只母鸡的飞扑，最终钻进牛棚。

    当它一路抵达目的地的当儿，隔壁串秧子家的奶牛毫不客气地上去，用大牛蹄子踩了一脚，之后又转身在上面浇了一泡尿，还把屁股撅得老高，尾巴一甩一甩地向狗娃示威。

    随着这泡尿，狗娃的脸色由好看的粉柿子变成了白角瓜，又由白角瓜变成了紫皮茄子，鬓角渗出的豆大汗珠被正午的阳光晃得闪着金星星。旁边的狗娃媳妇也霎时间明白是咋回事了，她嗷唠一嗓子扑向七岁的儿子豌豆。

    “你个养不熟的败家子，看我怎么打你！”

    豌豆见娘疯了似的扑过来，忙躲到爹的后面：“爹……爹……咋了？咋了？是你让的啊！”

    豌豆不知道自己咋把娘气成了这样，自己不就用一张福字叠了个小飞机吗？可这又咋了，年早都过完了，这福字留着还有啥用啊？再说，叠飞机是爹同意的，怎么飞机飞到隔壁，娘就疯成了这样了？

    狗娃一把把媳妇推开，回头瞪了一眼豌豆，又转身抓住媳妇的胳膊把她拽进屋。豌豆被爹瞪得心里发毛，他想跟进去，可门被爹在里面插上了。

    “你咋呼啥，怕隔壁不知道啊？”狗娃连忙捂住媳妇的嘴巴。

    “你个葫芦脑袋，你脑子咋不拿事呢？那不是串秧子家给咱打的欠条吗？五千块呀，都让牛尿泡花了，串秧子还能认账吗？”狗娃媳妇急得眼里汪起两团蒙蒙的雾。

    “我哪儿知道是那张福字啊，咋这么巧呢？”狗娃背着手在屋里踅着弯弯，他来回走得急，碰倒了椅子，碰翻了米篓，踅了不知多少圈也没能想出个好招儿来。

    最后他一跺脚：“唉！该着，没就没了吧，串秧子家也不容易，他得了重病下不了炕，媳妇又是个哑巴。这两年要不是他媳妇脑筋活，四处借钱买了这奶牛，卖牛奶给串秧子买药维持着，串秧子早就没了，咱就当做善事扶贫了吧！”

    “放屁！”狗娃媳妇上去给了男人一杵子。狗娃没提防，一下子闹个仰八叉。“那可是五千块呀！是我一分一分攒的呀！”狗娃媳妇恨不得用眼里的雾水把狗娃淹了。

    狗娃看媳妇急成这样，忙从地上爬起来，换一种语气：“你急啥，依我看啊，串秧子媳妇还真不一定丧良心。”

    “欠条都没了还认啥账啊？这一年，咱这汗珠子算白摔了。”

    两口子在这儿闷着不言语，冷不丁屋外的豌豆打破了沉默：“爹……爹……快开门，飞机又飞回来了！”

    狗娃两口子一听赶忙打开门。豌豆手里拿着个纸飞机高兴地蹦到屋里：“噢，又飞回来喽！”欢快得像林间的小鹿。

    狗娃觉得很奇怪，他赶紧抢过纸飞机，发现那也是用一张红红的福字叠的，却不是让奶牛踏了的那张。狗娃忙展开，只见福字背面写着字，是一张欠条。确切地说，是一张和飞到串秧子家那张内容一模一样的欠条。只是欠条下面多了几行字：

    “狗娃哥，我在牛棚里发现欠条弄花了，就又写了一张，再次谢谢你们能借钱给我。还有那些好心人，我都一一记着呢。东头柱子哥扛来过两袋米，我给他钱他没要；西头宝根叔去年开春时，用四轮子帮我们犁地，也不收钱；还有月桂嫂偷偷放在我家院子里的一筐鸡蛋，我都忘不了。这些债我都是要还的……”

    他们看时，豌豆也在看，他见爹娘不再像刚才那么焦急发怒了，就把红扑扑的小脸凑过去，试探着问：“爹，这飞机我还能玩吗？”

    狗娃看看媳妇，又看看豌豆稚气的小脸，想都没想：“能，能，拿去玩吧！”

    他转向媳妇：“家里还有钱吗？”狗娃媳妇啥也没说，默默地点了点头。

    豌豆得到了允许，接过纸飞机，高兴得满院子蹦着、跑着、喊着，他跳上了墙头，将军一样小手用力一挥，福字飞机立即迎着微风，在阳光下自由飞翔。

（节选自2015年第1期《小说月刊》）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注】①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②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③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幺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頗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地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裱画徐

马犇

    裱画是一门传统手艺，淮城自古多文人墨客，裱画的地儿也就不缺乏了。说是裱画，其实字也裱。

    本土出产的画，外地的画，还有那些需要修缮的旧藏，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但后来，有些作坊后继无人，有些作坊不再经营这老手艺，还有些作坊改成了机裱。

    不管别人怎样，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姓徐的裱画师，一直坚持手工装裱。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他居于淮城天妃宫的芦苇畔，号苇间居士。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裱画的程序复杂烦琐，讲究颇多，对裱画师傅的综合素养要求极高。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还是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儿。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