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琴操

邓跃东

    祖父会拉琴，好事者命令他带上两个会拉胡琴的侄儿一起演出。在邻村第一次巡演时，我大伯父刚拉开过门，台下就扔来一只鞋子，砸在他头上。他们指责大伯父的胡琴有问题，硬是逼着他锯掉了琴杆上的龙头……

    这件事我是听一个叔父说的，几个伯叔不愿回忆这些旧事，唯有我堂二叔反应异常，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说：“琴头是我砍的！”我知道二叔一直钟情于胡琴，没想到他竟是这件事的亲历者。透过浓浓烟雾，我看到了二叔眼里流露出的几丝幽怨。

    那晚他们受到了批评，被要求将琴头处理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祖父答应一定处理好，但不是当场锯掉的。这把琴是大伯父在县城读中学时带回的，却成了二叔的至爱。那时祖父被贬职从学校回乡，思虑最多的是要保住侄子们的性命，要不就对不起大哥。祖父就给二叔做工作，二叔十五六岁，很不配合。祖父发了怒，责问他：“是人头重要还是琴头重要？”二叔噙着泪、含着怨气，在祖父的逼迫下锯下了琴头。祖父说：“这个琴头雕刻得精致，你先收着，日后可能会用上。”二叔不吭气，捡起琴头一把甩进了灶膛。

    丑琴无头，祖父他们也无脸面，操琴的模样十分滑稽，总不被人正眼看。当然，心里最憋屈的是二叔。他很年轻，无端被人嘲笑，其实他拉琴是很有水准的，但是心里不平，音色起伏大。丑琴让二叔的脾性也丑了起来，他变得十分倔强，不太理会祖父——以前他们经常一起谈琴论艺，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

    没过多久，伯叔姑姑们不能读书了，因为村里不准。二叔二次被生产队长从中学赶回，他聪颖好学，无奈初三未读完，就再也未进过学堂的门了。二叔积下一肚子的愤懑和怨恨，别人拈轻怕重，在生产队混工分，他年纪轻轻就去学泥水匠的手艺，每天用砖刀砍砍剁剁，其实是在发泄不满，他要砍平种种崎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感到轻松，他的虎口被震烂，血流不止，也不能释放心中的怨气。他又想起了无头琴，每天劳作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丑琴懂他，眼里的泪、虎口的血，遗落在琴上，他浑然不知。

    二叔独自拉琴，长夜不息。祖父知道他心里苦闷，就开导他说：“拉琴可以消解磨难，但不能宣泄情绪，你指上的怨气太重了。”二叔说：“你不是说琴音传递的是心声吗？”祖父反问：“你心里向往的是什么？”二叔不吭声了。听琴知音，得失寸心。二叔对祖父的视听修养极为钦佩，他为自己更名为“清明”，自此静心练琴，研习音律。

    清明通透，方有流音。二叔反复体悟，寻求彻悟——人跟丑琴一样，没有脸面，可琴还是琴，心里有音，仍可自然地发声。他的心慢慢地融入了丑琴，琴声开始从心里流泻出来，没有了早时的发泄，音色一片柔美。

    二叔认真地看着我说：“琴已无头，人得有名。”

    二叔那时带着这把丑琴，一次次地参加上级安排的演出。他用丑琴发出的优美琴声征服了众多同行，感染无数心田。有一次，上级首长要来观看，领导提出给他换把琴，说这琴太丑了，影响县里的形象。二叔说，人能换但琴不能换。

    在本村的一场集会上，全家人都被责令到场陪斗，批斗的对象是二叔的母亲。大冬天里她被拉到学校操场上，被风车对着猛吹，她不服软，直挺挺地站了一夜。有人起哄要我家的人拉琴造势，祖父跟他们交涉能不能换人，他们说不行，故意要我二叔拉。祖父尴尬不已，二叔却轻松地拉开了弓子。凝望着受难的母亲，他如入空谷，心若止水，怀中丑琴一如惜日，不动声色。后来我得知，二叔拉的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他心里存有光亮！

（选自《读者》2015年第9期，有删改）

一棵树的故事

王建平

    原本，那棵树的故事已有了句号，哪想，今春一个议题，让树的话题得以延续。

    春节刚过完，西村村长陪县减灾办的科技人员上山来，对有隐患的山体进行一番考察后，拟定一个议题：全村唯有村民刘有福的房反紧贴着松酥山体，此处属泥石流重大隐患区，入夏前必须搬下山。

    此事一嘈开，都说刘有福命好，要住政府出钱修建的新房了，真是有福。哪料，风声吹进刘有福的耳朵里，他心烦意乱，嘴与老屋的门一下紧闭起来。心想，住山上五六十个年头，那坡那梁那路那草那花那田那地的样儿全烙在心中，我跟它们知根知底知深知浅知冷知暖的日子数不清．哪舍得离开呀？

    这天朝阳照亮山梁，刘有福开门晒太阳，门一开就跟门外的人照上面。见村长第九次上门来，刘有福一下蹲地上，勾下头。

    村长说，五叔，这山上真的那么好吗，山高路难行，这些年夏天的暴雨季节夜里，你和五娘做过一个完整的梦没？

    刘有福没出声，他咋会不知山洪的冲击声跟雷声搅在一起，夜里可吓死人了，他和老伴常常缩在墙角听天由命……老伴去年病故……想到这儿，他抬头吭了一声。

    今的老房子搬下山？

    肯定的。村长应。

    我的鸡鸭猪狗牛全下山？刘有福又问。

    那是必须的。村长应。

    那……我的这棵树？刘有福迟疑一下，吸入一口气，吐完后半句，我的树也要下山！

    当……当然……村长仿佛没想好就从嘴里遛出了几个字。瞬时，他才明白老人家的愿望。老人家的那棵树太大太粗了，要搬下山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刘有福老屋前有一颗黄桷树。

    七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刘有福二十多岁的爹，趁一个风雪夜看守将不严，从壮丁集中营逃出来，路遇一位砍柴人便讨得一根树枝，好几天粒米未进，靠喝冬水田里的水和手上的树枝拄回家。到家后他爹在门前用锄头挖下一个坑，栽下了树枝。没想到呀，七十多个春夏秋冬过去，树——悬跟露爪，树干粗壮得两人合围。树体歪针，长相怪异，主枝横伸树冠宽阔，枝繁叶茂。刘有福常想．树是爹，爹是树，这么些年有爹陪伴心里总是满满的。

    住西村山脚下的二宝，四十岁不到，闯荡过好几个省，是村里村外的大能人。二宝每次来见刘有福，嘴皮子热乎极了。二宝第三次上山，五叔前五叔后贴住刘有福的屁股转。

    五叔，二宝向刘有福敬上带把儿的烟。我想好了，愿出3000元买你的这棵树。

    叭——刘有福将一口痰射击出两米多远。

    3500元呢？二宝脸上堆积着笑。

    刘有福的目光移向树．眼晴不动了。那树．古态盎然．叶片儿油绿光亮，有数不清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正左树上嬉戏，它们不离开树，爱恋着老屋散发出的古老气息，更没嫌弃过刘有福和他鸡鸭猪狗牛们身上传递给它们怪怪的酸味……刘有福眼晴湿了。

    五叔，5000元怎么样？二宝加价。

    刘有福手中烟锅嘴儿在地上敲了敲，起身扛起一头白发迈向老屋。二宝没想到，他五叔在门口突然转过身来，说，侄儿——你能，我出钱，请你把树移下山吧!

    三个月过去，刘有福在山下的新屋建好了。树在昨天也由二宝移下山，在新屋门前栽好。刘有福牵着牛在草地吃草，他远远地望着新栽下的树干，入神了，连二宝的侄儿小强来到自己面前也没察觉。

    五爷，二叔是真心想得你的树，活树没到手，等树死了，他还要来买。小强对看刘有福的耳朵说。

    嗯？刘有福回头盯住小强。

    二叔说树的根部可以打造成根雕茶几，树干和粗枝可雕刻成上百件工艺品，他已访好了买家，那人报价58000元。

    树会死？刘有福眼晴闪烁一下。

    会的，树下坑的头天晚上，二叔在后半夜往坑底的泥土里理了生石灰。小强接着说，化学课学过，生石灰被水泡散了就成了石灰水，石灰水具有强碱性，会烧死树根的……

    夏去秋来，刘有福的树发出的新芽变成了嫩绿的小叶儿。

    幸好那晚刘有福请人与小强从树千侧面挖出一个深坑，从树根下构出好几块生石灰，换上了新土。树呀，你命大，二宝埋下去的生石灰还没化开，要不……

    刘有福独自来到镇上的学校，他为并不沾亲带故的孙子小强交了5000元的生活费。面对老师的询问，刘有福说，谢老师啦，那娃儿的书没白读!

医生的职责

【澳大利亚】斯蒂芬·凯伦　张维(编译)

    诺顿将新来的病人领进诊室，对索勒大夫说：“大夫，这个病人好像受到了惊吓，总是惶恐不安。他是保加利亚人，英语说得不好。因为你也是保加利亚人，院长让我把他带到你这儿。”

    “交给我吧。”索勒大夫点点头，诺顿便离开了诊室。新来的病人白发苍苍，他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全身就哆嗦起来，然后他颤巍巍地举起左臂遮住了自己的脸。

    索勒医生操着保加利亚语对他说：“请坐，你不用害怕。我叫索勒·格鲍尔，你的主治医生。”

    熟悉的乡音使病人感到宽慰，他坐下来，探过身子低声地问道：“真高兴听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大夫，你是我们的同胞吗？”

    “我也是保加利亚人。”索勒医生点点头。

    “谢天谢地！”病人舒了口气。紧接着他又变得惊慌起来：“索勒大夫，他们穷追不舍，想杀死我。我吃不下、睡不着。昨天有人跟踪了我一整天，他们也许会对我下毒。索勒大夫，救救我，我不想死……”

    “你在这里很安全，没人想杀死你！”索勒大夫平静地告诉他。

    “他们会的，他们一定会杀死我！”病人坚持说道。

    索勒知道要想解开病人的心结，就应该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是谁？”

    “是那些犹太人！我是科洛内尔·扎卡洛夫，当年曾是索菲亚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这些犹太人一直追踪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要杀死我……”

    索勒大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病人近似呻吟的诉说，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地对病人说道：“好了，科洛内尔·扎卡洛夫，你可以走了！”

    “谢谢，谢谢！”扎卡洛夫很感激。索勒大夫起身按铃，诺顿进来领走病人。病人刚一离开，索勒大夫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全身上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当年他和家人在集中营里惨遭迫害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就像当年在科洛内尔·扎卡洛夫的集中营里目睹亲人惨死时那样无声地抽泣着。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爸爸、妈妈和姐姐被处死的情景。也不知哭了多久，索勒慢慢地抬起头来，咬牙切齿地说道：“苍天有眼，这个该死的恶魔终于落到我的手上，我要亲手杀死他，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说着，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柜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药瓶，把它和一管注射器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可是他抬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希波克拉底誓言》，不禁愣住了，脑中又闪出了在医科大学宣誓的那个场景，他想：“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怎么能害死我的病人呢？”索勒医生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整个下午，索勒大夫一直坐在那里没动，内心深处，医生的职责和复仇的欲望交织在一起，让他不能自拔。

    临近下班，索勒医生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取出盒子里的药瓶和注射器，把它们放回原处，然后收拾东西回家。

    这天晚上索勒大夫彻夜未眠，少年时代在集中营里遭受的苦难像演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闭上眼。忽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索勒大夫打开门，看到诺顿站在那里。“不好了，新来的病人出事了！”诺顿惊慌失措地说道。“他怎么啦？”“我想可能是我的话刺激了他！”诺顿说。“到底怎么回事？”索勒大夫很着急。“昨天下午我送他回病房，曾经比划着告诉他，你当年曾在索菲亚的集中营里呆过。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问我你为什么被关进集中营。我告诉他是保加利亚的纳粹分子把你一家投入了集中营，因为你是犹太人。”

    “他听后什么反应？”索勒大夫问。“他一声不吭，不过脸色非常难看，当时我也没在意。今天早上我去他病房，发现他倒在血泊中。他割断了自己的静脉，身边还留着一张纸条。”

    索勒大夫接过纸条，只见上面用保加利亚文写着：“假如有来生，我再也不会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医生，对不起，请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尽管索勒大夫有一种解脱感，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内心深处多少也感到了一些内疚，他赶紧对诺顿说：“快带我去他那儿，我们要救活他，绝不能让他死！”

一只羊的冬季

纪东方

    大风刮了七天，大雪下了七夜。

    战备公路边三四米深的大沟平了，不但平了，连公路上也积了半米厚的雪。暴风雪把路封了，阿拉嘠哨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前沿。

    大清早一起床，王平均连长召集司务长、给养员、炊事班长开会，讨论一连人的吃饭问题。司务长愁眉苦脸抖搂所有的家底：米够吃一天，菜窖里还有三个大萝卜，一棵瘦白菜。全连已经吃了五天的盐水煮饭，今天山下再送不上来给养，战士们就要饿肚子了。

    山对面，不足200米直线距离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哨所。边境，前沿，战备紧张，难道真的要让我们的战士饿着肚子去站岗吗？

    王连长急得满脑门子汗，在屋里转了三个圈，忽地甩脱披着的皮大衣，下决心地扔掉手里的烟，说：“不行，我带一班下山。背也得背给养上来。”

    司务长红了眼圈：“这事责任在我，没有在暴风雪来之前安排好，我去。”

    一班长腾地站起来：“这条路我最熟，还是我带人去。连长你要指挥战备，不能离开。”

    门忽地开了，寒风追逐着雪花，低吼着扑向地面，打了个旋。一个小战士阅进来，报告都没有打，结结巴巴地说：“连长，连……长，后院，后院。”

    “有情况！”

    连长顺手掏出了手枪，一班长仲手去撲墙架上的冲锋枪。小战士更急了。“不是，不是，敌人，是……”

    转眼工夫，刚才愁眉苦脸的一屋子人迅速集合，成战斗队形把后院包囤得水泄不通。

    一只羊躺在后院的栅栏门前，可能是冻的，也可能有伤，已经奄奄一息，无助的大眼睛睁开又闭上，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

    营房后面就是山，山上经常有老百姓放羊，国境那边的这边的都有。羊是吃草的，羊吃草不分国境，哪边的草都可以吃饱肚子。昨天晚上的风太大了，估计是风雪中羊跑迷糊了，从山上摔下来。

    连长松了口气，摇摇头，把手枪插回枪套：“嗨，一只羊。”

    一班长如释重负地关上枪机：“嗨，一只羊。”

    司务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嗨，一只羊。”

    对呀，一只羊！大家的眼刷地都亮了，亮得红彤彤的，好像把山上的雪都照亮了。

    一只羊啊。一只无主的羊。

    看看门脚奄奄一息的羊，大伙看司务长，司务长看一班长，一班长又看看连长。连长说：“先把它弄到炊事班，其余人回连部。”

    连部继续开会。

    战士们也在开会。话题自然离不开羊。有的说，当然是杀了炖一锅，全连美美地吃一顿，留着羊头和骨头，熬成老汤，吃上三天五天没有问题。有的说，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尤其是边境，闹不好会引起国际纠纷。对方马上反驳，现在牧民有的是羊，不在乎少一只两只。再说，咱们自己不说，吃到肚子里谁知道？不要假积极。双方争得气呼呼，但又谁也不能说服谁。

    想吃肉的似乎已经闻到了伙房里羊肉的香味。怕犯纪律的把脸贴在窗户上，悄悄把玻璃上的冻雪画出一只羊的样子。

晚上开饭的时候，还是米饭盐水萝卜。那只羊没有成为晚饭，而是在灶房里溜达嘴里叼着连里仅存的细莱半棵瘦白菜，没有菜心只有菜帮的当地产的小白菜。

    据说，连长派通讯员卫生员给羊当“保镖”，挡住了炊事班长举起的菜刀。半棵白菜也是连长特批的。司务长心疼得差点和连长吵起来，那是他给连长留的最后的一点特殊“伙食”。王连长的胃病犯了，吃萝卜吃得直吐酸水儿。

    据通讯员说，连长一夜没睡，打了十几个电话。最后一个电话没有说完就断了，大雪结成的冰凌把电话线压断了。

    第二天，雪停了，一班长集合队伍准备下山背粮。临出发的时候，一幅场景让他目瞪口呆：最少有两三百只的羊群争先恐后的涌来，密密麻麻的羊蹄印在雪地里踩出了一条瓷瓷实实的“天路”，后面是旗里拥军模范乌日格愣大叔赶着爬犁，爬犁上是粮食、冻羊肉。麻袋最下面，还有一口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过年都难得的细菜真真正正的内地大白菜。

    那只羊一直养在连队，乌日格愣大叔说不是他家的羊，一冬天也没有人来认领。一只羊温暖了我们整整一个冬天。直到我复员下山，那只羊还在山上。

（有删改）

无言师

钟春香

    宋医生又被请来为医科大学上解剖课。其实，他是不愿意来的，因为在医院里做一个手术比上课来钱快，而且如果手术成功了，也更容易引起医院的关注。但这次是医科大学的副校长——他的老同学邀请，不好意思拒绝。

    宋医生走进解剖室，学生们已经等在那里了。学生们呼啦一声围上来，望着他胸前写有“某医院胸科手术专家”的吊牌，露出崇拜的神色。

    他抬了抬头，眼角睥睨了一下这群学生娃，嘴边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傲慢，迫不及待地说：“我们开始吧。”

    据老同学讲，今天解剖台上的死者，生前曾在他所在的医院工作过，很崇拜他，立志让女儿成为像他那样的医生。但医院那么多人，面孔如潮水一样涌来涌去，他又怎能记住每一张面孔呢？

    他端详死者，像往常做手术一样，程式化地在胸膛处画出一条定位线，对学生们讲：“这是心脏的位置，只要我下刀，就可以取出他的心脏。但在取心脏之前，让我们估计一下死者的年龄和死亡的原因。”

    “老师，让我来说！”

    一名清秀的女生走上前来，“死者年龄49岁，确切地说，还有两个月零5天才到50岁生日，他身上无伤，面部也较干净，可以肯定是心脏病突发。”

    他看了女生一眼，笑着说：“说得没错，但你对他年龄的估计也太武断了，你怎么知道他还有两个月零5天过50岁生日？记住，没有事实依据，不要做这样的推断！”

    女生没直接回答他，手颤抖着抚摸死者的脊椎，眉毛凄楚地拧着，面容忧戚地说：“老师您看，他腰部和臀部的脊椎，向外微凸变形，由此可以推断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原因是他经常弯腰——他有可能是弯腰插稻，也有可能是弯腰打扫卫生……”

    他说过不让她做这样的推断，但她还是一意孤行，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她的脸上居然还带了感情！这是一位医者最不能有的！

    他想批评她，但又要保持尊严，所以只冷冷一笑，双手抱在胸前，打量着女生。

    他是从农村考到医科大然后分到医院工作的。工作之后，他很少回老家。假如自己不是来自贫穷愚昧的农民家庭，而是来自城市某个知识分子家庭，那自己取得头衔和成就将会更容易，也会轻松一些……

    当然，这么多年，通过业务钻研和一些手段，有些头衔他也得到了，但付出的艰辛却是别人不能想象的……

    女生旁若无人地说着解剖之外的死者的劳作。学生们哄笑。

    “够了！”他一声大吼，制止了她。女生哇的一声哭了。

    时间突然凝固。

    “老师，”过了一会儿，女生擦干眼泪抬起头，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想问的是，假如躺在解剖台上的是您父亲，您还能冷静到没有一点儿感情吗？我母亲死于绝症，是我父亲靠种稻卖钱将我辛苦养大，他立志让我成为名医，这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我偏偏不喜欢医生这一行，而我又不想让他伤心，所以就违心地上了医科大……”

    “他一直以为我喜欢医学，在我上大学后，他还兴冲冲地找了一份在医院打扫卫生的工作，开玩笑说等他死了，他会将遗体捐献给医科大，让我解剖……”

    “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开始自修设计，铁了心要转行！”

    “——没想到他死前真就立下医嘱捐献遗体，今天他就躺在这里，等我……我……”女生泣不成声。

    解剖室里空气瞬时凝结，一片寂静。

    他真的被感动了，眼里噙满了泪水。

    他走上前去，像父亲一样轻轻地抚摸着女生的头，无比愧疚地问道：“那你现在还转行吗？”

    女生满脸泪水，不停地摇着头……

    “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直接找我。”

    话音刚落，周围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有删改）

    于是我就说：“你好么，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么？”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维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弟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事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 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同地模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