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做人外圆而内方，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百度百科）②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语）③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梁思礼：可上九天揽月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1949年9月，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便回到了新生的祖国。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倾注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25次发射成功，创造了25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他常说他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邵逸夫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邵逸夫意识到，尽管在南洋已建立起自己的影业基础，但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定将被淘汰，于是他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

    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从美国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虽然邵逸夫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但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他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两只脚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一写半个月，可是都不满意。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终于在摸爬滚打出一身电影制作的真功夫后，1932年，他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据说放映的时候，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这部影片成本1万元，而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为邵逸夫后来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次年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20世纪60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港岛，曾拍摄过上千部电影。邵逸夫说：“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我们的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

    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邵逸夫在每部邵氏作品的包装上都印上“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

    作为亿万富翁，邵逸夫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邵逸夫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成长靠教育。”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它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

    在很多人心目中，“逸夫”早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美好的符号，代表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仁者情怀。这位让人尊敬的百岁老人，在人们心中搭建了一座“逸夫楼”。

（摘编自耿晓星、韩梦泽《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

相关链接：①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的全部历史。他的邵氏电影曾经几乎垄断香港的电影工业，他的TVB迄今仍是屹立香江的电视巨无霸……他就是邵逸夫。（《新华日报》2014年1月8日）②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百度百科）③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超过100多亿港元。截至2012年，他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超过6000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他都捐出1亿港币。（《人物周刊》2014年1月）

一个寂寞的黄梅人

    读过那么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谈风格》，汪氏直言其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前只是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作品深受南朝《世说新语》的影响，现在突然出来废名这么个人来，我先是吃惊和好奇，接着便是满怀惭愧。原来废名是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文坛的旷世怪才，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我从书城买回一本废名的作品，才发现废名竟是我的湖北同乡，是黄梅人。

    读过废名的短篇小说《柚子》、《半年》、《枣》、《桃园》、《竹林的故事》、《菱荡》、《阿妹》，感觉文本确是怪怪的              ， 其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乡下的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鲜明主旨和思想深度。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废名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与汪氏不同的是，废名的散文又写得像小说。读到汪氏的《受戒》、《詹大胖子》中的汉语文字，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母语的缱绻之爱，感觉语言被净化了，字里行间诗象疏朗清逸。废名的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莫名的情愫。当我们奔波在现当代作家的文本之中，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读到废名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个孕妇吃到了心仪的酸李，那种愉悦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废名写他熟虑的生活，写生活的欢乐和辛苦、寂寞和沉郁，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里，他灌满自然而然的诗绪。《柚子》里的柚子、《桃园》里的王老大和阿毛、《半年》中的新婚妻子芹等人物，个个写得形象鲜明，              ， 没有一丝粉饰。文中的人物哀乐，一草一萼，天然妥帖，真似走进了意蕴其中、韵流弦外之妙境。这种“天然”既不同于我们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碎片，也别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他文中的世界是从他心中自然流淌出的别有洞天的秘密，《菱荡》中的人物与天籁之间简直到了相呼应的境地，整个篇章就似天青色的树叶一样纯静天然。

    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故事逻辑在废名的小说中是缺席的，所以，我们读完他的一篇小说，视野的尽头都没有“故事”的影子。无怪乎当时的评论文章说他的小说：“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觉得是在讲‘故事’。”读他的《桥》时，读者还可以走进作品里，而读到《莫须有先生传》时，就明显感到文字的佶屈聱牙，表现形式和文中人物的思想是那么的                ， 生涩得难于前行，耐着性子读完一段，有些不知所云了。如此看来，废名确实是寂寞的，他的文本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欲把他的读者引入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困惑，但那奇特的字句之间生长的意境却是久久难忘。我因着阅读的惰性，逼近他的文本已感到太困难了，他的“                ”（鲁迅评语）难道真像是一座“孤绝的海岛”？

    停留在合肥，一种想去看看废名的愿望疯狂地催促着我。驱车几百公里，终于来到湖北黄梅他的孤独的坟墓前，没有绿荫匝地的诗意，没有喈喈的鸟叫，也没有晚风悠扬的浅吟或低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走进“林茂无鸟声”的虚空里，有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闲静和伤感。

    你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但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你的生命之水在汩汩地流淌。你为了学术上的分歧和朋友熊十力论争得扭打在一处，第二天，又和熊十力坐在昨天扭打的老地方继续辩论；你在北大跟你的学生上课，直指鲁迅作品之间的优劣……这些可贵的学风令现代人汗颜。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潜心儒释道研究，你的小说里充满着静寂的意境，这种特殊的小说美学特征是你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

    你把冯文炳这个真名废了，废了名字就叫“废名”，你的名字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你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将是我们永远崇敬的。你留下来的文字是鲜活的汉文化元素，是留给岁月的珍贵遗言。在历史的无限的河流里，你永远也不会寂寞的。

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2019年4月24日是中国第四个航天日。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四年前的今天，举国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而病榻上，一位航天老人静静地仰望着窗外的蓝天，唯有痴迷的目光和翕动的唇角吐露出内心的深情。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96岁，漫长而又短暂。航天强国的梦想，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这位心怀童真、慈祥和蔼的老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带着一如婴孩般的微笑。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陈士橹。

    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陈士橹，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热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摘编自人民网《陈土橹：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筑梦航天，拓路苍穹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陈士橹目睹了当时国家有国无防、科技和工业落后、爱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景。“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陈士橹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1945年6月，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先后在清华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华东航空学院任教，为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抱负不断努力着。

    1956年，陈士橹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导致陈士橹关节炎发作，他强忍着疼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三年多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教育部选派的100名进修教师中最快拿到学位的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留学归来的陈士橹随华东航空学院西迁来到西安，自此在祖国的西部大地扎下了根，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

（摘编自光明网《陈土橹院士：剑指苍穹 耕天探月》）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陈老师治学严谨，不允许敷衍塞责、马虎大意，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师兄南英告诉我，陈老师有两次当众批评过人。第一次，是在1987年的一次硕士生论文答辩会上，陈老师发现一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有些问题，曲线图有的坐标没有标注，有的物理变量没有标注单位，让人读起来费解，于是当场指出，连坐在答辩现场的指导老师也一起批评，他说：“做学术不能这么不严谨，你们今后是要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负责任的！”第二次，是在1988年的全国飞行力学学术会议上，一位工程界的资深专家作学术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差错，公式推导也有些乱，更严重的是他的报告中自己原创的内容较少，学术价值不高。陈老师听后，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学术报告不能这么做呀，学术报告一定要有原创性！”

    陈老师就是这样，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摘编自王志刚（今生的幸运——怀念我的导师陈士櫓老师》）

春风化雨，桃李葱茏

一代宗师居长安，耄耋美名天下传：桃李芳菲遍华夏，著述等身满飞船。

    陈士穭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研究潜质和创新思维，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在意。他要求研究生在做学问或论文选题时，既要体现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开拓交叉学科的前沿阵地，又要紧密结合国家工程实际，勇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他总是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的意见，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

    数十年来，陈士櫓培养了飞行力学博士、硕士56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培养的飞行力学专业第一、第二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

    “毕生耕耘志在航天谱写华章，潜心治学厚德载物后世楷模。”西工大人文与经法学院党委书记鲁卫平如是敬挽陈老。

    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陈士穭院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编自《人民日报》《陈士櫓：星斗其志 毕生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