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王西京的长安精神

徐进

    1946年8月，王西京出生在西安的一个贫苦家庭。“纯属天性，没有家传”的他，从临摹小人书、连环画中的人物开始。初中时，王西京有幸遇到了启蒙他“真正进入艺术的导师”——画家于正常。恩师的精湛画技和嘉言懿行都成为王西京一生学习的标模。

    1966年9月，王西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安美院附中并考入西安美术学院。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革命却彻底毁灭了这个年轻人的深造之路。随后，“噩梦”接二连三地袭来。先是父亲的历史冤案，自己也被牵连其中，接着是恩师惨遭冤杀。一出历史的悲剧让年轻的王西京刻骨铭心，这也构成了他后来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中带有强烈悲怆情怀的根本原因。

    1984年，王西京创作了中国画《远去的足音》，这是他现实主义题材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节，一种悲壮的苍凉情绪，王西京在创作中对此境界的渲染，于严谨中显出厚重，在壮烈中透出哀伤。

    1985年王西京结束了18年的编辑生涯，开始着手创建西安中国画院。当时的“西安中国画院”还是一个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分钱的民间团体。那时，画院没有房，办公地点就设在王西京的家里，迎来送往，家人成了义务的“接待人员”。画院没有钱，他就自掏腰包，把数万元稿酬都贴补到了上面。

    “有人说我创办画院是自寻枷锁，我觉得，画家可以超脱，可以潇洒些，但不可不为社会做些事情，西安的现代文化繁荣应该是一代人的事，而不是几个人出名的事，我们做了一些奠基工作，牺牲是值得的。”终于，五年之后，一座大楼矗立在西安南郊，它是西安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美术创作机构，从此，古城的美术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如今，西安中国画院已聚集了150多位有造诣的画家，成为西安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基地及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成就了一批中青年艺术家。

    随着阅历与认识的逐渐深入，大河意象开始成为王西京创作中不断感悟、探寻和发掘的一个重要主题。几十年来，他多次前往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等地采风写生，用心触摸黄河的脉络，在大河的赐予中领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厚、瑰丽和博大，体会着生生不息、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气魄和精神，同时也寻找着艺术表现的契机和可能。

    在王西京的笔下，写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他另一项重要的“宏大叙事”，与其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可谓“双峰并峙”。从1981年创作的屈原《天问》开始，他让一组又一组历代俊杰在笔端“复活”，汇集成了一幅描述中国历史的波澜画卷。1982年，王西京创作了《李逵探母》，可视为其以“中西融合”造型模式表现古人的代表之作，作品以情感人，在侧重写实的人物画中融合了写意笔墨的表现性元素。

    20世纪60年代初，以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的6位代表人物在刚落成不久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长安画派”由此声名鹊起，这群西北画坛锐意改革的艺术精英以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进入世人视野，书写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光辉的一页。

    而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王西京接过老一辈艺术家的衣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博大、雄强、开放、宽容的“长安精神”，并带领陕西美协的团队以此为方向，奋发向上、开明进取，大刀阔斧地改革求新。

    “作为生息于古都这块文化沃土上的长安画派后来者，在一个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年代，面对飞速激进、国运复兴的时代潮流，意欲巅峰图造，再振长安画坛雄风的锐志便成为一种必然。”

相关连接：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大箴评价道：“《黄河，母亲河》是王西京的扛鼎之作，这位有中西绘画全面技巧的艺术家，几十年来在中国画领域有卓越的奉献，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综合的功力与修养，创造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又有高雅品质、正大气象和纯正品格的作品，在艺术创造上有新的突破。《黄河，母亲河》是他走向新艺术历程的标志。”②王西京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身份的现代人。从他的生活与创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肩负历史使命的艺术家。他的中国人物画创作，其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对现代文化积极推动的一面；既有现实精神一面，同时又独具人文情怀。（选自徐文景《品评王西京先生的中国人物画》）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

    最贤的妻：“因为爱，不觉委屈，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甘愿”。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最才的女：钱钟书称其“无所不能，是最才的女”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早年便获得业内赞誉。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西班牙等国文学著作，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20世纪50年代，有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的翻译谁最好？朱光潜说“散文数杨绛最好”。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则是早年的戏剧。其所著喜剧《称心如意》经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推介，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对于翻译，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四十七岁那年，杨绛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历经二十年积淀，《堂吉诃德》终于在1978年问世。1978年10月，邓小平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最隐的士：默默隐身，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最后的日子，先生深居简出，”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绛生活异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弥留之际，她仍对身边人叮咛：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以后再发讣告。《走在人生边上》末尾，杨绛相信灵魂不死。如今105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但在我们的心中，杨绛先生永远似常活之泓。

（摘编自张漫子《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相关链接①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用来资助困难学生。（《杨绛百岁之道：心坚强，食清淡，动适宜，书怡情》）②“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语）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

    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选自《郎平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