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这样对地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这水，这沙滩。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里没活儿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

（1949年12月）

（有删改）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路 遥

当我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①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②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决心，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

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栗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

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事，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设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到可笑和蹩脚而停止。

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去纸篓中撕下的一堆废纸，大脑仍然是一片空白。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伟大的事业?

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还梦想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捉一捉“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

第三天重蹈覆辙。

三天以后，竞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于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

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有删改)

[注]①作者弟弟王天乐。②指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初稿，文章结尾处的“全书”即《平凡的世界》。

金三儿

范子平

桃花、顺子姊弟俩背了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桃花娘锁了门，钥匙塞砖头下，急匆匆扛起锄头要上工，忽觉脊背发热，一愣怔，马上明白，是金三儿！她回过头来，果然见金三儿隔着矮矮的院墙，贼溜溜地看着她。她说，三儿，又看上了俺家啥东西？金三儿说，说那话！东西在你屋，我看得见吗？

桃花娘没心思跟他打卦聊嘴，想起是钥匙放得不对了。那时候的锁是老式狭长的黄铜锁，钥匙是一根细长铁板儿，头儿弯一点弯儿。一把锁就一把钥匙，为了自家人开锁方便，上地干活都不带钥匙，都是随意放屋门的近处，或门槛里边——那时屋门不开锁也能往里推一大祚深的地方，或鸡窝里，或窗户下的旧鞋里等。但这些地方，金三儿都能寻摸得到。

村里左不过三四百口人，人人都知道金三儿是偷儿。金三儿到地里干活偷地里，到村里游荡偷村里，各家各户偷了个遍。最恶劣的是去下蛋的老母鸡肚下摸鸡蛋——金三儿都懒得煮，随即磕开倒嘴里就生喝了。不过，小偷小摸不算喊，那个时代讲究家庭成分，金三儿往上推三代都贫农，两岁死了爹，娘又跟人跑了没踪影，他一个人过，冷锅冷灶的也可怜，大家伙儿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三儿偷屋里东西最烦人。不过那时都穷，屋里也都没啥值钱东西，再说金三儿偷屋里也算有节制，都是趁没人，寻摸到屋门钥匙，开了门进去拿块饼，或弄个烤红薯等，别的他也不拿。为此金三儿挨过骂，挨过打，但坏习惯改不了。今年中秋节前，在贵州煤矿当工人的桃花姑父过来，带来两包月饼。一包四块，桃花娘要给桃花的姥姥送一包。剩下一包，家里四口人，夫妻俩加桃花和顺子，正好每人一块。桃花娘先是去了桃花姥姥家。剩余的一包桃花娘放馍篮里，高高地挂起来。

可还是遭了贼手——那贼百分之百是金三儿。其实那天下午，桃花娘也是见到金三儿隔了墙斜眼看她。她当时就一惊，但想这次钥匙放屋门上搁板里，金三儿个子低够不着，就放心扛着锄头往地里走了。到晚上全家吃月饼时，桃花娘傻眼了。包裹纸还有上边红盖头都好好的，可拆开里边，四块月饼每一块都被刀子切过，每块月饼去掉五分之一，篮子里还有些许月饼屑末。看来是就着篮子当场就进肚里了。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今天又被金三儿盯上，桃花娘心里烦躁。想钥匙放到哪里都能被金三儿寻到，这次不能着了他的道儿，桃花爹被队里派到外地挖渠做工，桃花和顺子放学晚，那干脆就把钥匙带身上吧，但从没在身边带过，搁大口袋里也沉沉的，不时得摸它一下恐怕丢失。

男的女的一众社员在西北麦田里点豆饼，大家嘻嘻哈哈的。桃花娘由于身上带了个一排长的铁钥匙，一弯腰就硌得慌，心里就不高兴，平日里的开朗活泼不见了，她只是不住气地暗暗骂金三儿。后半晌，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疾驰而来，是邮局送信的，经常从村里村外过，大家都认得他。喜梅想给他来一句笑话。送信的却严肃地吆喝起来，咱这儿谁是桃花娘？人们都一愣。桃花娘赶紧说，就是俺，咋的啦？送信的说，我走出您村时，听到有人吆喝桃花家失火了，回头看村东头有冒烟，还有人追着我车子喊，让过来给你捎个信呢！

桃花娘啥也顾不上了，起来就往家跑，跑得丧魂失魄像逃兵一样。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自己家从不富足，那五间房是十几年口挪肚攒才盖起来的，一柱栋檩一根橡木一块砖瓦都是自家的血汗，再说，房子烧毁了，去哪里弄钱再搭窝呢？还有屋里的方桌柳椅，床第铺盖，要说都不值钱，可再去购置，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拿出这笔钱的！她又想，好好的咋就失火了呢？想起来了，昨晚洗的单子没有晾干，早晨把它折叠了放在竹熥笼上去通，熥笼放在煤火口，留的煤眼儿大了，大约火焰蹿上来了，把单子燃着了……

家里的方向还冒着黑烟，桃花娘一气儿跑进院子，腿都软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有人把她拉起来，一院子人呢，都在看她。她抬起头看家里，屋门被端掉了，锁扣搭连着一扇门斜挂一边。喂牲口的大伯王增说，桃花娘呀，你要感谢人家金三儿呀，他跟我正在牲口棚里铡草，看到你家院子冒黑烟，连说不好了，去大街上喊“救火了——”，又抢先挑起水桶往你家跑。来了好多人，可都进不去门呀，金三儿窝下腰把你家门硬端掉一扇，大家都去泼水，还算及时，没过太大会儿就扑灭了火。桃花娘强撑着精神进屋看，遍地浊水横流，煤火上熥笼连单子早烧成灰了，灶火前木头窗户烧没了，墙壁也黑一大片，房顶也有烟熏的痕迹，要不是及时救下火，后果不堪设想，想着想着目光就不由自主地寻金三儿。

金三儿其实就在她身后，头发都烧没了，满脸黑乎乎的，额头带着伤；棉袄烧掉半拉，裸露的胳膊也带着伤。金三儿看桃花娘目光往他身上扫描，嘶哑着喉咙喊，桃花娘，天地良心，你家的锁我可没打开，事儿太急，真没找到钥匙呀！

桃花娘感慨万千，嘴里喃喃着：“金三儿呀，金三儿呀——”她喊道：“老少爷们儿，我谢谢咱了，再帮点忙，赶紧把咱金三儿送医院救治吧！”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07期，有删改）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

树孩

沈念

靠山吃山，一阵乱砍滥伐之后，山就越来越贫瘠，不少男人离开村庄，去外地谋生。但叔叔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有得吃就吃顿饱的，没得吃，勒勒裤腰带就过去了。叔叔的女人对他很失望，两人经常为柴米油盐争吵。某一天她突然离开了，房子里空空荡荡，叔叔日思夜想，辗转反侧，终于心一横，也离开了村子。他去了一个城市，在一个养护站负责道路维修。

叔叔把自己的那段生活给男孩当故事讲。叔叔既为到过大城市自豪，又对大城市不屑一顾。不期而至的雾霾天气，让高速路上的车辆寸步难行；炎炎夏日里，鲜有树荫蔽日，养护路段的柏油路都能把鞋粘住。即使没有这些困扰，大城市的建筑放眼望去，犹如千篇一律的“灰色森林”，单调得让人可怕。叔叔本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但此时也觉得还是家里最美。见到城市广场上的霓虹瀑布，他没什么感觉，倒是想念起家乡的福寿溪，也许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但它弯弯曲曲，从容地淌过村庄与山谷，日夜唱着欢快的歌。溪水是甜的，清澈见底，看得见鱼儿畅游。至少在森林遭遇大面积破坏以前，它美得像一幅画。

男孩在森林里出生，在森林里成长，他是森林的孩子。他整天在森林里跑来跑去，每天随父亲巡山，他听得懂树木的话语，听得到它们的悲伤，也听得见它们的欢笑。夜晚他竖起耳朵听树儿的生长，有时是小虫啮咬的窸窣声，有时是噼啪一声炸裂开。遇上旱季的雨夜，树生长的声音就更是轻轻烈烈，像交响曲般疯狂演奏。

生活是从哪个节点开始变化的呢，叔叔也说不准。也许是从男孩的父亲、他的兄长死去之后。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兄长那样看护森林，更没有一个人像兄长那样卖命，不怕死在砍伐者的枪口下。

村里的护林员没有谁愿意干，每天转山，又劳累又寂寞，只有父亲不怕。因为阻止了不少盗伐的人，他成了别人的眼中钉。男孩后来想起那天夜里自己的慌乱不安，胸口有锤击般的疼痛，心里回荡着树的呼救。该死的盗树贼“四眼仔”伙同外地几个欠债的赌鬼，在深夜砍倒了十几棵上年头的大树，准备趁着涨春汛，顺水放排。他们喝得酒气熏天，有个人还把藏着没上缴的一把老猎枪带在身边，谁阻止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父亲的出现让“四眼仔”慌乱了。父亲跨步上前，愤怒让他死死地扭住这个屡教不改者，两个人缠打在一起，十几个回合也不能分开。“四眼仔”趁父亲力竭脱身之际，意欲逃跑，父亲拼命追赶。前方突然蹿出两条身影，其中一人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声枪响，整片森林为之震动。村民循声赶去，在一棵枞树底下发现了死去的父亲。只有这片山林知道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幕。但那片山林最终也被砍掉了，父亲的死亡也未能挽留住它们的生命。

山砍秃了，树没了，水土破坏了，就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有一年，下了几场大暴雨，有十几栋屋子被泥石流冲走了，不留片瓦，长在沟谷边的树被连根拔起。叔叔那时去了大城市，回来后看着那道泥石流冲刷过后留在山上的瘤疤，痛心地说，不能再砍了，把树砍光了，都要付出代价的。可没有人听他的，那些听了点头的人转过身，鼻子里哼哧一声，还配上一个翻白眼的动作。

“我要正经办事了。”叔叔有一天放下酒杯，说出他的决定后，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磨刀。长条磨刀麻石凹下去了，长出了一口奇怪的龅牙，家里所有的柴刀镰刀不久之后都磨得锃亮。一把把刀放在堂屋桌上，桌子也像随时投入战斗的勇士。

男孩好奇地问是一件什么正经事。

“想想你爸爸，当过民办教师，又干了一届村支书，带村民修了条路，最后自愿去当护林人。我现在就想做你爸爸没做成的事。”叔叔说着，登上岩石，望着不远处的一棵老梨树。

叔叔上山那天，男孩悄悄跟在身后。他选择的小路，又弯又曲，长满芭茅草、蕨叶，被松枝和竹子遮挡。他取出别在后腰带上的镰刀，将绊路的枝蔓砍个干净。他像在寻找丢失的东西，慢慢地走，用镰刀“搬”走挡路的杂物，将道路清理干净。山上露出的是一块块黑色或银灰色的岩石，那些岩石远比想象中要坚硬百倍千倍，树都不见了。有的地方只留下一小截树蔸，四周长出一些矮瘦的小草。

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跟上来，有人说，一辈子、几辈子也搬不走这些石头啊。也有人在窃笑，这个连自己女人都留不住的穷光蛋能干成什么大事，他们断定叔叔在岩石面前一定会灰溜溜地败下阵来。石头长在地里，地里就不会长出粮食；石头长在山上，山岭就不会再长大树。叔叔不甘心，也不罢休，举起发亮的锄头，落在岩石上，只是发出明亮的咣当声，碎屑如火花四溅。傍晚，那些上山的人都回到了家中，从远处木屋传来谈笑声，那是他们对白天见闻的描述。叔叔也听到了，摇了摇头，又看看男孩，两人对视，嘴角的微笑里充满勇敢。

叔叔从县城把梨树苗运回来，但凡有点泥土的地方，梨树就扎下了根。山上的梨树就多了起来。男孩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歇息，看着叔叔总是对着梨树自言自语，一会儿弯腰佝背，一会儿腰杆挺得直直的。那些石头都被他堆在一起，越垒越高，像矗立着一块纪念碑。有一天，他故意笑着问：“你刚才和谁说话呢？”叔叔说：“我在和秋天说话。”男孩笑得更欢了，像是发现了叔叔的秘密——这片梨树要是长密成林就能挡住泥石流下山的路。

梨树赶着劲儿在长，长得比村子还高，发出雀跃的欢呼。山风一起一歇，四季轮转，梨树林像咳嗽一样吐出鸟窝、碎蛋壳和竹鸡的粪粒儿。石头山上深深浅浅长出些新绿，绿意越来越浓。叔叔没有闲着，往更远的山上去种了一片水杉，又种了一圈桧树和苦楝树，还种了几排水榆花楸。大城市挣的钱都让叔叔买了树来，可他一点都不再像过去穷光蛋的样子。男孩听到叔叔和人兴奋地聊起，他的女人也快回来了。男孩每天都要去梨树林，他希望自己赶快长大。叔叔说：“要有耐心，树在长大，你也在长大。”

（节选自《绿洲》2024年第4期，有删改）

与瓦有关——“走过江南”之一

费振钟

与瓦有关的，首先是一只猫。

我们居住的瓦房，深夜总有踏瓦而行的响声。那是一只猫在无比轻捷地走动。①它是经过，还是巡视？ 是工作，还是闲逛？ 不论怎样，一只猫的行动应该与我们无关。可是这只猫自从进入我们的听觉以后，不是它与我们有关，而是我们与它有关了。我们就在它脚底下，它的步行穿越了瓦片，发出空明之声。我们的听觉也许一开始并不太灵敏，但当我们从白天的尘嚣进入黑夜的宁静之中时，正是这只猫提高了我们的听力。它使我们成为喜爱聆听并且有着细腻的分辨能力的人。同时也使我们成为最奇怪的失眠者，成为幻想某种遭遇的人。

还是说这只猫吧。我们想像它在瓦上的行走，是三月江南的春天。三月，所有的东西都在深夜生长。这时候，一只夜行的猫，带了生长的消息，它使我们感到了喜悦振奋，又感到惆怅和压抑。这时候，我们在深夜里失眠了。我们困守在低低的屋中，或者小小的阁楼里，已经很久了。我们的生命在白天老是蜷曲于一种姿态，也许只有在黑夜中，生命才有机会行动，才会改变。那么就让我们随同这只猫悄悄行走在夜风里吧。我们像夜猫一样，有一点诡秘，有一点心怀叵测，却又有一种人的小心和惊惧。我们看不清暗夜中究竟有什么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奢望遭逢奇迹，只想让自己生命能够得到一些自由，如同土壤里的虫子们借着夜的力量，钻出来舒畅地呼吸一下天空的气息；我们也无法确定目标，因为我们还是身不由己。假如这只引着我们行走的猫可以像巫师一样带着我们，那么我们不会拒绝去任何遥远的地方。但我们更愿意在屋顶上跃动，让身体学会轻灵，在屋顶上徘徊，让身体应和万物的节奏和旋律然后翩然而舞。这样，我们在三月江南的春天将自己无眠的身体放逐了，我们因为放逐，而在暗夜里开放如一束闪电，如一朵白色的玫瑰。

与瓦有关的，接着是夏天的雨。

我们在春天里接受了生长，但那只猫后来再无踪影。后来，雨季来临了。雨季的第一声雨点，非常响亮。它不是滴落，而是从高处往下的一声敲击，敲击在青瓦上面，发出类似于金属的声音。我们仍然居住在瓦屋里，与雨季为伍是我们的另一个持续多年的心愿。 自我们听到第一声雨点以后，整个季节里我们的内心就被砉然而来的雨水涨满了。

江南的雨是太多，太深长了。它需要什么来承接，才能够留住，而不至于散失于旷野和河沟？当然是瓦，是我们屋上排列成盆的瓦。那些瓦垄和瓦当，全都为了承接雨水而设。 由它们构成的每一种角度和弧度，都标明了雨季每天的流程和形态。我们长日坐在屋檐下，看涓涓细流垂线般下落，或者看水柱如吐如泻，我们对雨的看法是如此逼近，如此亲切，感觉就像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肌肤上湿漉漉地流过，而我们自然成了雨季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亦是那片瓦。我们被安置在众多瓦片之中，仰面等候雨季。我们需要雨水，就像泥土一样，有雨水才能润湿，才能饱满，才能孕育和收获。②瓦片是泥土做的，我们原本属于土。由于雨季，我们将还原为泥土的特性。

与瓦有关的，还有瓦楞花。

瓦楞花是植物吗？ 它让我们怀疑是泥土开出来的花。我们在整个秋季都在观察这与泥土的颜色完全一致的瓦楞花从何而来，可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所见有限，我们看不见种子怎样凌虚而至，怎样落入两片瓦之间萌芽生根。那么，这些灰黑的鳞状花冠，如此迅速覆盖了我们的屋顶，难道只为了说明雨季的雨水太过旺盛？ ③这就是说，我们关心瓦楞花生长的原因，而不要关心瓦楞花的生长本身？这个秋季，我们坐在天井里，抬头是一片泥土般的瓦楞花，我们的神色严肃凝重，思考着这种植物的全部含义。我们因无知而感动。

而晚秋的风，开始从瓦上掠过，瓦楞花微微的惊悸，居然惹起了我们同样的却更深的悸动。那一瞬间引起的竟是苍凉和悲伤，说不上是为瓦楞花，还是为我们自己。不必说，我们的家族生活太长，我们的房屋居住得太久，本来就有种抹不去的岁月萧条的痕迹，怎么禁得起这西风夕阳下瓦楞花的憔悴，点缀得更加零落了。我们虽然还不知道没落是什么样的人才会产生的心情，然而“别有幽愁暗恨生”，倒也不必因人而异。我们面对秋风中的瓦楞花，有同样的没落感袭上心头，哪怕与我们的年龄和身份，是如此不相称。

无论怎么说，瓦楞花作为一种泥土般的植物，留在了我们的屋顶上。它是我们家族衰败历史最触目的象征，毫不留情地勾起我们长长的，长长的人生慨叹。与瓦有关的，还有预期而至的一场雪。就在我们因感伤而忧郁孤清时，一场雪，无疑是温暖的抚慰。这是江南的雪啊，它无声无息地落到我们的瓦房上，当时我们正在子夜的睡意之中。我们的母亲，推醒了我们。她说，听听，飘雪花了。

这才想起，原来我们与雪早有约定。④我们愿意有一场雪，软软的，柔柔的，湿湿的，润润的雪。我们愿意在雪的怀抱里，直到融化。雪落江南时，我们终于为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而欣悦。最后，我要说，我们是居住在瓦下的孩子。我们和与瓦有关的一切有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