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中国吉祥文化

    ①吉祥文化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并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创造手段的丰富及生命意识的增强而越来越曲奇庞杂。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我国吉祥文化同样地也大致可分物体吉祥和行为吉祥两个方面。所谓物体吉祥，主要体现为我国历史众多的传统吉祥物。所谓行为吉祥，则主要表现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祈吉习俗及行为。两者都是以有形的器物或可见的行为表达无形的吉祥观念。

    ②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为“四灵”，即龙、凤、龟、麟这四种灵异动物。《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之语，郑玄注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者。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③据专家考证，这几种动物是中国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留。如夏人以蛇（龙）为图腾，商人以燕为图腾，东部民族以凤为图腾，东夷中部民族以龟为图腾等。后来由于部落战争，相互联合或吞并，各部落图腾已经复合成为集各种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神异动物，图腾也转变了职能，成为鸟兽鱼虫之畜养，甚而成为保护神，进而成为吉祥物。

    ④作为祈福的象征，四灵在中国吉祥物天地中最先登场。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蚌壳堆塑的“中华第一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鸟纹，已窥见“丹凤朝阳”的原始雏形。殷代以灵龟兆吉凶。麟在四灵中出现最晚，但春秋战国时已经成形。汉代形成的“四灵”体系，源远流长，至今不衰。

    ⑤行为吉祥表现在风俗习惯和行为中。在山东泰山顶上，为了求得后嗣，妇女们将红线、红布条结在小树枝上，或将石子放置在小树杈上，表示向山灵祈求后代。旧时婚嫁，许多地方男女订亲后，男家送女家以“包袱”，里面有布料和其他物品，象征着“包福”。如果同一条街有两家娶媳妇，谁家早发轿谁家为好，这叫“抢福”。

    ⑥出嫁那天，新娘落下的眼泪，称为“金豆子”，流得越多越好。入洞房后，新娘要喝面汤，叫吃宽心面；吃红皮鸡蛋，称“一口咬到鸡蛋黄，明年生个状元郎”。新人合卺之前，还要撒栗子、枣、花生，象征早生贵子。

    ⑦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象征体系及民族吉祥物，而且至今还有吉祥文化的创生。比如各种大型的运动会，像奥运会、亚运会或全运会，在其正式举办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吉祥物，作为大会能顺利成功举办的吉兆，受到人们一致的追捧。传统吉祥物与民间祈吉行为、习俗似一对从民族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同胞兄弟，反映了吾国吾民的追求和向往。

材料一：

    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两季以来，难得的是同时收获了高收视率与好口碑。第一季首播时，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四位。今年播出的第二季借助央视这一强势平台，又占据了春节黄金档的十余天强势档期，收视率更是飙升。

    在微博上，不仅普通网友纷纷留言关注，一些知名“大V”也出言点评，《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点爆收视热点，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样的节目也应给电视人带来深思与启迪：我们不该将宝贵荧屏资源拱手让给那些粗俗无聊，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曝米花”节目，以博得些许廉价掌声，换取毫无意义的虚假收视。

    节目的火爆，带来的是各位参赛选手的人气高涨。勇夺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00后”高中女生武亦姝，她在节目中的淡定从容，“圈粉”无数，被网友们盛赞为“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而除了武亦妹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度挖掘的对象。像白茹云、王海军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另一方面也传递了温暖与感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网友们对节目的高评价，对参赛选手、嘉宾以及节目幕后的关注，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事实上，在今年《中国诗词大会》火爆荧屏之前，已经有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节目改变了以往文化宣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创新形式、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令传统文化获得了当代观众的认可。

    另外，节目还使得不少观众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更是树立一种文化自信。网友“美好好”表示，“期待全社会能由之激发起一种发自内心，出于真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崇”。网友“似水在流年”的体会则是，“全程看完，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意象里的中国，是诗词大会的中国，这背后是全体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和标识”。

（摘编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习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诗词大会》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文化供给端少有的“老少皆宜”。《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

（摘编自2017年02月08日《湖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出现的诗词，从《佛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时间跨越数千年，涵盖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到近现代整个中国诗歌史。竞赛题是央视请高校专家出的，题目所涉诗歌不是局限于唐诗宋词等中国诗词高峰期的作品，而是突出精品，选择普通观众熟悉的，日常吟诵得多的，能带来审美享受的主流作品。

（摘编自2017年02月09日《长江日报》）

材料四：

    近日，在央视一套、十套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下帷幕，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新一轮学习古典诗词的风尚。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8.5%的受访青年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阅读或学习古典诗词，70.0%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今天仍需培养古典诗词爱好，75.5%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应加强古典诗词方面的教育。

如何推动古典诗词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爱访青年的建议有：与流行文化对接，找到当代人更易接受的传播方式（58.0%）；在网络文化中植入古典诗词的成分，推动其普及（49，4%）；提倡全民鉴赏古典诗词，降低传统文化的学习门槛（31.1%）等。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钮卫星

    ①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从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原本比较复杂的古代术数系统，现在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而把某些重要活动的举办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些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⑤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⑥“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理念，对于解决自我他者关系、思考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提供了适切方案，也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其中有两个重要思想，即“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

    “孔子改善”的观点，是基于孔子在解释“仁”的概念时所说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提炼出来的。它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儒家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达己达人”的思想是以承认个体利益为前提的，这才有“己欲立”的说法。其次，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也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不存在孤立意义上的自我利益，只有关系语境中的自我利益。其三，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的实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相关的他者利益得到实现，自我利益才可能得到实现。

    如果说“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决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言，还有一个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承认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不等于否认群体利益的合理性。“孟子最优”，正是实现群体中自我利益的一种积极方式。“孟子最优”的观点认为，个体和群体是共存共生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也是共存共生共同促进的，就像一滴海水和一顷大海，无孰先孰后之分。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核心理念是个体本体优先，或者说个体先于群体；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群体文化，群体先于个体。而“孟子最优”的观点认为，只有在足够合作、成员关系足够和谐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等各种问题，所形成的对人类的重大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实际上构成了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应对威胁、不断进化的共同需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正是为此提供了基本的思维路径和行为模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当今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中华文化精髓思想中得到启发。“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要使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得到积极的传播，就需要以人类视野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凝炼，进而在全球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诠释中华文化的经典理念。要与西方和世界各地在思想和知识层面展开对话，以世界和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传播中华文化。毋庸讳言，近现代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使其具有更强的话语权，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好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也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摘编自秦亚青《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