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坑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 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曰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 ”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相关链接

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 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 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 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 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出淤泥而不染的林则徐

邵纯

    英国人包令与林则徐是同时代的人，他曾任港督，懂汉语，还会说广东方言，号称“中国通”。这个殖民主义者与林则徐是敌对关系，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对林则徐佩服得五体投地。包令发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生平及著述》一文，说林则徐“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了36年。在社会生活中，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和不敛钱财著称”。包令说对了，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清官。

林则徐26岁中进士后，在翰林院里当文官，36岁时离京出任杭州、嘉兴、湖州的“道员”，即这三地的行政长官。杭州风景如画，美女如云，是鱼米之乡。如果是个庸人，在这人间天堂当官，岂不悠哉游哉！但林则徐对于官场的种种陋习十分反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省垣孔道，冠盖如云，自辰迄酉，无非对客，事上接下而外，即为送往迎来，一切公牍管札，转待灯下理之，而精力固已惫矣。”后来林则徐在自己官府公堂上挂起了一幅自写的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内涵的哲理，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价值。

    1830年8月，林则徐出任省级大员湖北布政使，掌管全省人事财政大权。林则徐每任新职，在赴任前常发出“传牌”。所谓传牌，就是事先向沿途各地发出一些必须执行的命令。林则徐自北京到武昌，从水路进入湖北省后立即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全文不到二百字，主要说明的是：

    第一，我林则徐已乘船到达湖北境内。从襄阳到武昌这段路自雇船只，自付船费，不需要沿途各地交付一分钱，也不准派人添篙帮牵，溜须拍马。我和随行人员的一日三餐均自行实备，不接受任何酒食。

    第二，我路过各地时，只在码头上接见一下当地官员，不准远迎，不准送行，任何人不准打着我的旗号捞好处。只要发现行为不轨者，立即严肃查处，“不得稍有徇纵，切切”。

    林则徐每任新职，人还未到正气先行。这种“传牌”不仅是独善其身，也是告诫同僚和下属：对于官场的种种陋习和腐败，我林则徐绝不同流合污，你们也当洁身自爱，否则严惩不贷。

    林则徐在湖北政声甚隆，善者歌其善，恶者畏其威，这为后来他任湖广总督时大规模的、成功的禁烟运动打下了基础。林则徐在湖北禁烟的成效，又推动了道光帝在全国禁烟的决心。

    1838年的最后一天，林则徐在北京受命钦差大臣，他的任务是到广州收缴大量鸦片的同时，堵塞鸦片走私进口的源头。外有强敌，内有奸佞，林则徐深知此行如赴汤蹈火，以至他与座师沈鼎甫告别时，师生“相顾涕下”。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从北京动身，当天上午时分至良乡。林则徐开始发出传牌。指令沿途各地“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林则徐在途中还向广东发出监控汉奸的密令，于3月10到达广州，当天近年夜时分住进了越华书院。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首先拿“十三行”中的头目伍绍荣（又名伍浩官）问罪。此人因与英商勾结走私鸦片大发横财，已成巨富。林则徐审讯此人时，他以为钱可通天，有钱无所不能，所以对林则徐说：“愿以家私报效”，就是行贿。林则徐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伍绍荣吓得魂不附体，片刻不敢怠慢地向英商传达了钦差大人限期缴烟和“具结”的命令。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仅用了18天，就迫使英商的政治代表义律同意缴出全部鸦片，这固然与林则徐的智慧、气魄和邓廷桢等人的配合有关，而林则徐的清正廉洁，他的官风官德，却是这一巨大胜利的道德基础。

    林则徐是我国的民族英雄，在国外也享有盛誉。比如，1999年2月2日，国际天文学会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又如，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区辟有“林则徐广场”，广场中心耸立着高大的林则徐塑像。纽约百老汇的一条街命名为“林则徐街”。美国人和爱国华侨这样做，首先是把林则徐作为世界禁毒象征看待的，但也与他疾恶如仇、从善如流、清正廉洁、浩然正气的人格魅力有密切的关系。

（有删改）

孤独书生陆谷孙

    与许多知名教授不同的是，陆谷孙没有“退而不休”去下海淘金，还是坚持在学校讲课，“和学生在一起”；帮街坊守一会摊，“和群众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是躲在家看书驾字，谢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

    关于这种态度，陆谷孙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名句作解。【甲】“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

    常人所知的陆谷孙是个英语教授，但绝少有人知道他还有点国学功底。他的父亲陆达成，一位自学成材、能写古体诗文又精通法文的旧式文人。从小到大，其父的言传身教深深融进了陆谷孙的血液中。

    1980年，陆谷孙第一次去美国，父亲的前老板董浩云邀他做客叙旧，主动提出要送陆谷孙几件时髦家电做礼物。陆谷孙却拒绝了，他只要父亲在其手下供职时写下的《中国航运史》手稿，董浩云因此赞其“达成先生家风不灭”。

    在《英汉大词典》下卷本的征订会上，主编陆谷孙在公众场合直言不讳：“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各位，《英汉大词典》上卷，共1967页，迄今发现的错误和缺点，约为每100页出现一次。”急得出版社差点抓狂。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陆谷孙，也经常在政协会议上“冒刺”。“我的体会是不讲假话，尽可能多地讲真话。”

    对于目前妻儿移民国外，自己宁做光杆留守也不出国的状态，陆谷孙做了如下解释：“像我这种人是不可能数典忘祖的。偶尔去美国探亲几个月，但一到秋天，秋虫叫了，我就开始想念这片土地了。”

    陆谷孙童年时，家在浙江余姚乡下。穷乡僻壤之地，唯一的精神乐趣就是在脑海中回想父亲给他讲的《悲惨世界》与《三剑客》，在幻想中自娱自乐；或来到江边，看着河面上由远及近飘来的残叶菜皮，冥思遐想。

    1957年，陆谷孙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几年的大学生活，“学工学农”占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土钢炉前，灶前厨下、码头工地都留下过青年陆谷孙的身影。他不仅能挑动百来斤的担子健步如飞，还能从中得出“酱色的皮肤与隆起的肌肉，使人看到了劳动与力量之美”的审美情趣来。

    这样艰苦的求学环境，陆谷孙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学习。“一束灯光打下来，埋头看各种原著，从小说到历史、传记。”“大学学习的本质就是自学。极而言之，所有形式的学习的本质都是自学。”陆谷孙后来总结道。

    1965年，25岁的陆谷孙走上了讲台。不久，因在下乡劳动时背诵普希金的诗句而被人揭发，被差去编《英汉大词典》。他想方设法搜集新资料，引入新词汇，用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翻出一些巧妙的词语，在这件惩罚性的工作中创造了这本后来被英美专家评为“远东最好，

    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

    【乙】“我觉得孤独可以分泌、催化你的灵感。”重提这些往事，陆谷孙说。

    除了编词典，陆谷孙还讲授“英美散文”与“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他的招牌。在当下英语学习功利化的状态下，陆谷孙是不多的仍旧坚守英语学习不要放弃文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的学者之一。他感觉今天全民学英语，可是水平却在下降。前辈学人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等人，以英语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今天又有谁呢？

    学生一致认为陆谷孙是他们最崇拜的老师。可陆谷孙说，有什么好崇拜的，现在大四的学生逃课缺课成风，学了三年英语，出去就马上想要兑换成现金。“我觉得他们身上人文主义的道德激情没有了。外语教育，工具性、技能性强，这样的学科不能没有思想。”

    对此，陆谷孙又表示很无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功利性是大势所趋。“但我觉得大学教育就应该培养这样的人，‘知识人，道德人，思想人，性情中人’的综合体，如果大学能培养出求知欲很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那么就表示我们的教育成功了。”

相关链接：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英汉大词典》编写人员最多时高达“108将”，最少的时候只剩下17个“老弱病残”。这期间有人出国，有人下海，有人直接换工作，陆谷孙甚至参加过几次同人的追悼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谷孙硬是找到了编词典的乐子。他为了这本词典定下三条规矩：一不出国，二不兼职，三不另外写书。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陆谷孙在校对完最后一页后，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可以睡觉去了。（《漫步英文世界的老神仙》）我母亲走得早，父亲教我背过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小时候不懂，现在终于懂了，这里面有先父对亡妻很浓很浓的感情。现在小孩大概不太读了，低头刷屏，不再抬头望天。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心灵越来越坚硬钙化了，机械化了。我经常对学生说，我只希望你们的良心还是血肉做的，而不是一堆不锈钢；看到爱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的故事还会不会动情呢？现在的小朋友右脑是不是都不太去经营了？我觉得倒应该多看看情感丰富的书，给右脑补点形象思维和艺术创作能力。

（《上海书评·陆谷孙教授访谈录》）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医者仁心、肝胆相照的吴孟超

林蔚 雅商

    “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么说。因为这份爱，吴孟超几十年来坚持只给病人开价格最便宜的药，就连给病人问诊的听诊器都会细心地先用手焐热。他是无数患者心中妙手回春的“老神仙”。“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吴孟超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曾劝他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可就是这位医学泰斗，吴孟超一生中虽然成就卓著、功勋无数，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他特别强调，为医之道，做人很关键，要善于做人。“一是要做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二是要做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三是要做一个善于服务的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医了，吴孟超依然不忘恩师裘法祖的谆谆教诲，表示自己的成就更多是因为能踩在巨人肩膀上而获得的。他对记者说：“肝胆外科的发展是各级领导的关爱和全体同志一起努力的结果。任何一台手术的成功也不是手术者一个人的功劳。一个病人痊愈出院，护士的功劳占百分之七十，医生只占百分之三十。”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已经年逾九旬的吴孟超，现在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也要将近两百台。每每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他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了。

    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选自2013年第7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时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