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做寿前

乐天

    大金今年五十岁，准备做一次酒席，并且想做得大一些，农村称为“过大生”。

    大金是市里的电工，一年中回家的日子少之又少。

    大金活了五十年，从没有给自己过过一个生日，唯一一次过生日恐怕是在他满岁时。

    大金向公司请了几天假，提前几天就回老家了，因为还要挨家挨户去邀请左右邻里和亲戚。儿子顺民也向医院请了几天假，和父亲一起回家来。顺民步入社会五年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就需要他的参与，这次父亲的寿辰也一样，他作为儿子，更该他到处去张罗。

    做寿的前一天，大金父子就来到了镇上的场口。

    “大金，听说你快‘狗过桥’了，怎么样？来点肉？”大金父子还未走到场口，就传来粗犷的大汉的声音。这个大汉叫朱强，是镇上一个卖猪肉的，人们都叫他“老朱”，有“老猪”的意思。农村人管过生日叫“狗过桥”，但从何而来就不知道了。农村人一有较为体面的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不，大金刚出现在老朱的眼里老朱就喊起来。

    “老朱，我这丁点小事，叫你都知道了。”话语中满不在意，可大金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来点，来点。老朱，你知道我，实在，给我来些好肉，可要把客人给招待好了，你可别给我那些筋筋洼洼的。还有，八九桌人，你可别多割，后天我就得走，买多了就浪费了。你帮我割好，我等一下来拿。”卖肉的人都喜欢给买肉的多割，别人说一斤，他们一般都会多割个半斤到一斤，巴不得早点卖完，早收工。这都知道。

    “放心，都是熟人，不会整你。”老朱看见顺民，“哟，大金，这是你儿子吧！听说毕业几年了啊，该你享清福了。”

    大金只是笑笑。

    头一天晚上，村子里总有些人家会谈说第二天大金做酒席的事。这是农村人的习惯。

    晚饭桌上，张富贵的老婆秀芳问张富贵道：“富贵，你给大金提什么东西去了？”农村人做寿的习惯是附近的客人会在头一天将礼和红包给做寿的人。

    “我就提了两瓶酒，买了一圈火炮，还拿了一百块钱。”富贵往嘴里刨饭。

    “你、你、你……你傻了嗦，拿这么多。五十块就行了嘛。”秀芳丢下碗筷，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小声点，叫别人听到不好。拿这么多？去年咱儿子满十岁，人大金来咱家可是拿了两百块钱，还给儿子买了那么多东西。你怎么也不想想？我就知道你会说，所以我才只拿了一百块钱，给大金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就这样你还说。”

    “他来咱家，可是他没提酒，没提火炮啊。再说，你出这么多，明天我们只有三张嘴，哪吃得了好多，再说儿子又小，又吃不了多少。”

    “你这婆娘……”富贵懒得跟秀芳争吵，转身走出门去。

    李地林老两口子都是七十多岁了，只有一个儿子，可是因为在工地上干活摔下楼来就没了，老两口就彼此相依为命。大金每次回家，都会到老两口家里来唠唠，陪陪两位老人。有的时候回来正是农忙的季节，大金就会多待上几天，帮他们把粮食从地里收回家里再走。走的时候，总是会在他们的枕头下压上一百多块钱，不叫他们知道。

    “老头子，明天大金的事，咱们拿点什么去好？他前两天跟我说，叫我们什么也别提，钱就更别拿了，就去吃个饭就行了。我在想，不拿东西总归是不好的。”老太婆将饭从锅里舀到碗里。

    “这个事他也给我说了，叫什么都别拿。我想也不好，平时人对我们怎么样，咱心里都知道。我想拿钱他是肯定不会收的，刚才我已经去过了他家了。给他装了这两天要用的米，提了一只公鸡，装了五十个鸡蛋。他死活不要，我跟他说‘你不要的话，我跟你婶明天就不得来’，他这才收下。”老头子正在搞弄他的箩箩筐筐，还可以拿到镇上去换点钱。

    “大金这孩子，从小就命苦，苦了这么多年了。这下顺民大学毕业了，他总该松活一点了。家里的那只大兔子你该一起提给他，反正我们也吃不了。”老太婆将饭菜端到桌子上。

    “老婆子嘞，我只有两只手，我又没有三头六臂，哪拿得下那么多。再说，我要再拿，大金那孩子真的不会要了。”

    金水生就是大金的大伯。水生老汉在村子里有一个店铺，卖杂货的，儿子在县政府工作，所以家里经济尚为宽裕。

    “老婆子，我给大金拿了一圈火炮，还拿了六百块钱，希望他在走向六十岁的路上六六大顺、事事如意。可别像以前那样苦了。”水生吃完饭正在喝别人送的茶。

    “是啊！大金是苦了几十年，好的日子就要来了，可惜的是顺民妈没办法享了。”水生媳妇洗着碗，“大金爸死后，理应由我们养他，可是他又不肯，脾气倔，谁说也不听，一心要搬回去。可怜的孩子，那么小就要独自担家。我以前看他那样子，挺心疼的。”

……

    天上挂着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洒下金黄色的光粒，落在树枝上、草地上、地面上……繁星点缀着无云的天空。黑夜不黑。夜晚的鸟也不停歇，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大金睡着了，嘴角上扬着。

（有删改）

木匠

刘亮程①

    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儿。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儿，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五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五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个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儿，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旁人不知道，鬼会知道。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掏卯、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

    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柞厚，看了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没有来的。

相关链接：①刘亮程：作家，新疆沙湾县人。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说“不管朝哪儿走，这里的村庄景象都能够唤醒我的记忆，那些破土墙、烂猪圈，睡到半夜忽然醒来听到一声狗吠，感觉这个世界还是你的。”

柏林之围

（法）都德

    我们一边与韦医生沿着爱丽含田国大道往回走，一边向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墙壁探究巴黎被围的历史。当我们快到明星广场的时候，医生停了下来，指着那些环绕着凯旋门的高楼大厦中的一幢，对我说：

    “您看见那个阳台了吗？八月初，我被找去诊治一个突然中风的病人。他是儒弗上校，一个80岁的老军人，儿子在麦克·马洪元帅的参谋部服役。战争一开始，他就搬到爱丽舍来，住在一套有阳台的房间里。您猜是为什么？原来是为了参观我们的军队凯旋而归的仪式……这个可怜的老人！维桑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他家时，他就像遭到雷击似的倒在地下。

    “整整三天，病人昏迷不醒……在这几天之内，又传来了雷舍芬战役失败的消息。您一定还记得消息是怎么传来的。直到那天傍晚，我们都以为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奇迹，那举国欢腾的声浪竞波及我们这位可怜的病人，一直钻进了他的幻觉里。总之，这天晚上，当我走近他的床边时，我看见的不是原来那个病人了。他两眼有神，舌头也不那么僵直了。他竟有了精神对我微笑，还结结巴巴说了两遍：‘打……胜……了！’

    “我一走出房间，老人的孙女正站在门边等着我，她面色苍白，鸣咽地哭着。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我握住她的双手安慰她。

    “那个可怜的姑娘几乎没有勇气回答我。原来，雷舍芬战役的真实情况刚刚公布了，全军覆没……我和她惊恐失措地互相看着。毫无疑问，他再也受不了这个新的打击……那么，怎么办呢？……只能使他高高兴兴，让他保持着这个使他复活的幻想……

    “‘好吧，由我来对他撒谎！’这勇敢的姑娘自告奋勇对我说，她揩干眼泪，装出喜气洋洋的样子，走进祖父的房间。

    “她所负担的这个任务可真艰难。头几天还好应付，但是，随着健康日渐恢复，他的思路也日渐清晰。这就必须向他讲清楚双方军队如何活动，必须为他编造每天的战报。她日夜伏在那张德国地图上，把一些小旗插来插去，努力编造出一场场辉煌的战役……

    “每天我一到他家，准会听到一个新的军事胜利：‘大夫，我们又打下美央斯了！’那年轻的姑娘迎着我这样说，脸上带着苦笑，这时，我隔着门听见房间里一个愉快的声音对我高声喊道：‘好得很……八天之内我们就要打进柏林了！’

    “其实，普鲁士军队离巴黎只有八天的路程……

    “巴黎被围的第一天，我去到他家。这个老人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嘿！围城总算开始了！’

    “我惊愕地望着他：‘怎么，上校，您知道了？……’

    “他的孙女赶快转身对我说：‘是啊！大夫……这是好消息，围攻柏林已经开始了！’

    “她一边说这话，一边做针线活，动作是那么从容、镇静……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大大简化了。攻克柏林，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过了一些时候，只要这老人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就读一封他儿子的来信给他听，当然，信是假造的，因为巴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而且，早在色当大败以后，麦克•马洪元帅的参谋部就已经被俘，押送到德国某一个要塞去了。

    “这期间，包围圈愈来愈紧，唉，不过并不是柏林之围！……那时正是严寒季节，瘟疫流行，饥馑逼人。幸亏我们精心照料，老人的静养没有受到一点侵扰。

    “一天晚上，我到他家的时候，那女孩神色仓皇地迎着我：‘明天他们就进城了！’

    “可怜的儒弗老头！他一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以为我们为了不让他过分激动而要阻止他观看我们军队的凯旋游行，所以他跟谁也不谈这件事；但第二天早晨，楼上那扇窗子慢慢打开了，上校出现在阳台上，头顶军盔，腰挎马刀，穿着老骑兵的光荣而古老的军装。我现在还弄不明白，是一种什么意志使他能够站了起来，并穿戴得这样齐全。反正千真万确他是站在那里，就在栏杆的后面。他很诧异，马路是那么空旷、那么寂静，每一家的百叶窗都关得紧紧的，已黎一片凄凉，就像港口的传染病隔离所，到处都挂着旗子，但是旗子是那么古怪，全是白的，上面还带有红十字，而且，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的队伍。

    “霎时间，他以为自己是弄错了……

    “但不！在那边，就在凯旋门的后面，有一片嘈杂声，在初升的太阳下，一支黑压压的队伍开过来了……

    “于是，在广场上一片凄凉的寂静中，听见一声惨厉的喊叫：‘快拿武器……快拿武器……普鲁士人。’这时，普鲁士人可以看见在高处阳台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挥着手臂，跄跄踉踉，最后全身笔直地倒了下去。这一次，儒弗上校可真的死了。”

（有删改）

土炕

贾平凹

大娘住在陕北羊儿沟。她娘家是关中人，十九岁时她嫁到这里。丈夫姓王，比她小了三岁。她觉得这地方不错，尤其是那土炕，在关中没有见过，她就感兴趣了。土炕很大，占了整整后半个窑。她提议把炕盘小，丈夫不同意，说将来要生儿育女。她想：真有七八个儿女了，那炕下的鞋子会一摆一长溜呢，就又痴痴地笑。

土炕成了她的天地，她在上边纺线、纳鞋帮；在炕上摊开包袱，一有空闲，就翻弄那些各色布头、丝线；晚上在上边和丈夫说悄悄话。她想：男人家走州过县，女人家就是要守住这块土炕。

这时候，日子不安宁起来。这一天，一个掉队的女八路来到窑洞。这女八路腰身很笨，她一眼看出有着身孕，就做汤烧水，让女八路坐在土炕上。她说：“快上炕，咱们陕北，就是这风俗，家里人几辈睡一个炕哩。”

    她让女八路睡在西边，让丈夫睡在东边，她在中间躺下，作了个界墙。那女八路还是不肯睡下。她只好推醒丈夫，让他睡到灶口前的脚地，说只许面朝外。丈夫一夜没敢翻身。

她知道了这女八路叫龚娟，是个宣传员。龚娟后来生了个女儿，她们就叫她猫猫。龚娟要去追部队。临走，给她跪下说：“大姐，这孩子带不走，就托付给你。”

    她开始在这土炕上养着猫猫长大。她让丈夫去卖了炕上一条新被子，买回来一头奶羊，天天给孩子挤着吃。猫猫长到三岁，丈夫得了痨病，没了。她哭了一场，不去改嫁，从此做了寡妇。那年她刚刚二十六岁。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她纺线，她纺线又快又好。新中国成立后，猫猫长大了，她供着去读小学。可是这年秋天，她们正在院子里打枣儿，嘟嘟地开来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位壮年妇女叫她一声“大姐”就哭了。那女的说她是龚娟。龚娟说：“你跟我一块进城去吧，我永远叫你姐姐，猫猫也永远叫你娘。”

    她笑笑，说她有什么功劳，要到城里去？就劝说猫猫认了亲娘，猫猫不去，她倒变了脸。第二天，她欢欢喜喜打发龚娟母女走了。车一拐过山弯，她却扑腾在路上，哭得哇哇的伤心。

    后来，龚娟病故了。猫猫参加了工作，信便来得少了，也越写越短，最后竟再没有来过一句话了。她却老是盼着，过两天就去邮电所打问。

    村里人都说她应该去找猫猫，让猫猫养活她。

    “如果是为了如今养活我才收养她，那我成什么人啦！”

    她不埋怨猫猫。只是这大炕，睡起来觉得太硬。她什么都可以丢下，就是不舍这土炕，夜里睡在上边，可以做好多梦，梦见她的丈夫，也梦见猫猫母女。

    那几年里，干部经常下乡。村里就把女干部派到她炕上来睡。她很乐意，十个八个都让挤在土炕上。她睡的迟，挑灯看她们每一张漂亮的脸，一看见那炕下的鞋，就想起当年和丈夫说的话，没笑出声来，却去把各色格式的鞋放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猫猫成了走资派，被剃光了头游街。一日，猫猫给她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受人歧视，想让大女儿落户到养母这。

    猫猫的十六岁的大女儿秀秀不久就来了。从此，土炕上睡了秀秀，她夜夜给孩子讲猫猫小时候的事，婆孙俩就笑一笑。村里人见她护着秀秀，谁也不敢作践。

    过了两年，秀秀进城看猫猫，一个月没有回来。她很着急，拍了电报去才收到回信说，猫猫平反了，让把秀秀的户口迁回城里。

    她一颗心放了下去，又一颗心提了起来。村里人都在说秀秀在城里不会回来。

    “秀秀说要回来的，她说我这土炕好呢。”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秀秀到底没有回来。她一个人睡在炕上，只觉得炕大，炕空……这天天明时，浑身发烧，睡倒不起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村里人说，“给秀秀母女打个电话，接你去大医院看看，或许会好了呢”。

她不同意，说是活到时候了，不必告诉秀秀母女，更没必要进城去治了。第三天黎明，她气弱得只有出的，没有入的。村里人都围在土炕边，她说：“都上炕坐吧，这土炕大，能坐得下，大家都来看我，我也死得下了。”

    窑空起来，没几年就在雨天里塌了，把大土炕埋在里边。后来，好些下乡的女干部都问起她。知道情况后都伤心落泪，怀念那土炕，说土炕上好，又大，又舒服。

(有删改)

令箭荷花

    街上还很安静的时候，花市上就摆满了一片花草。真是花团锦簇，千丽百俏，半条街飘满了清淡的花香。

    “老大爷，你买了这盆三叶梅吧，这花便宜，好活，你看它开得多么鲜艳！”花市东头，一个卖花的乡下姑娘在和一个看花的乡下老头谈生意。这个姑娘集集来卖花，二十来岁，生得细眉细眼，爱笑，薄薄的嘴唇很会谈生意。

    老头蹲在她的花摊前面，摇摇头，对那盆开满粉红色零星小花的三叶梅表示不感兴趣。“那一盆多少钱？”老头抬起下巴朝花车儿上一指，眼睛里泛着某种惊喜。

    那是一盆令箭荷花。在今天的花市上是独一份儿。葱翠的令箭似的叶状枝上，四朵花竞相开放，花朵大，花瓣层层叠叠，光洁鲜亮，一层紫红，一层桃红，一层粉红，花丝弯曲嫩黄，阳光一照，整个花朵就像薄薄的彩色玻璃做的。姑娘说：“老大爷，那是令箭荷花。”“我就要它！”老头口气很肯定。姑娘又解释了一句：“它贵。”老头有点生气：“有价儿没有？”

    姑娘听他口气很大，把他仔细打量了一遍。老头瘦瘦的，60多岁，白布褂子，敞着怀，露着黑黑的结实的胸脯，不像是养种花草的人。姑娘问：“大爷，你是哪村的？”

    “严村。”老头没有正眼看姑娘，淡淡地回了一句。

    “哦，知道。”

    一个看花的小伙子打趣说，“严村，好叮当的地方啊，村里人天天吃‘人参’……”

    看花的人们哑然失笑了，姑娘笑得弯下腰去。严村是多年来有名的贫困村，到了冬天就多靠吃自产的胡萝卜来生活，号曰吃人参。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在精准扶贫政策下，村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多数人基本脱贫。

    老头儿红了脸，好像受了莫大羞辱。他一横眉冲着姑娘说：“多少钱，有价儿没有？”“50。”姑娘止住笑说。“35块，多一分钱也不买。”老头坚定地说。“40。少一分钱也不卖。”姑娘也不相让。

    此时，集上热闹起来，花市上也站满了人。那些买花的、看花的，多是农民打扮的人。他们除了吃饭穿衣，也爱上了鲜花的香味。

    一个穿着皮尔卡丹衣服的年轻人忽然挤上来说：“他不要，我要。我给你40。”老头一看就有些急：“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花我看中了！”

    “你可拿钱呀！看你这穷样！回家吃‘人参’吧！”

    一片笑声，老头的脸腾地红了：“这花我今天非买不可了！”老头用双手紧紧护着那盆令箭荷花。“皮尔卡丹”一看老头这样，他忽然凑近老头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什么。老头立刻冷着脸说：“不行不行，明天也是孩他妈的生日，她也爱花！”

    “你这个人真难说话！这么贵，你吃它喝它？”

    “咦，我不吃它喝它，你送花给你领导，他就能吃它喝它？”

    人们听得明白，就又笑起来了。“皮尔卡丹”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陡地变了脸色说：“你是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

    老头一愣，嗔怒道：“少来这一套！唬谁呢？”

    “皮尔卡丹”冷冷一笑，说：“就是嘛，你们乡下人，还缺花看吗？高粱花、棒子花、打破碗碗花，野花野草遍地都是。姑娘，给你40块钱，我买了！”说着，把四张崭新的钞票送到姑娘脸前。

    姑娘不接他的钱，冷冷地看着他。然后又看一看蹲在地上双手护花的老头。她突然用亲切而果断的语气对老头说：“大爷，就依你，35块，给你了。”

    “皮尔卡丹”气得脸色发白，指着姑娘的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你你……”

    “我叫蒋小玉，南关的，我们支书叫蒋大河，你还打听谁？问吧！”

    人们被她这爽直的话给逗笑了，看着她笑微微地站在花丛中，恍若她就是挺秀盛开的令箭荷花。

(选自贾大山的微型小说《花市》，有修改)

系于一发

[奥地利]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了，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那时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照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今天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把自爱不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说来，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19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20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俩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的小茅舍里过夜，我踌躇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地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坐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歇，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无声胜有声，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置了张床。瞧他干起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

    “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上栓，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栓上？这样，他就会听见栓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部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手把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手把，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它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